沙特少女库农Rahaf Mohammed Al-Qunun跨国大逃亡联合国坐不住了

从2005年至今,沙特女性迎来了权利意识觉醒的第三阶段,也即阿卜杜拉及萨勒曼两任国王执政时期。 客观上,沙特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沙特女性参与其中,沙特女权运动愈发重视争取和掌握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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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少女“跨国大逃亡” 惊动西方 联合国也坐不住了

来源:峰岭ForeignLink

授权转载自: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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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诚

“救救我,他们会杀了我的!”

因“忤逆”家长、背弃信仰,一个年仅18岁的沙特女孩上周展开了一场跨国“大逃亡”, 她趁一家人在科威特度假、独自逃到机场,登上一架前往泰国的航班,并试图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转机澳大利亚申请避难,但旅程中疑似遭到沙特当局的直接干预,目前被困泰国、并受到了严密控制。

18岁少女“跨国大逃亡” 惊动西方 联合国也坐不住了

(图为库侬推特截图)

这个名叫库侬(Rahaf Mohammed Al-Qunun)的女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连串近乎绝望的求救信息,引发多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她试图得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庇护,以及人权和法律专家的支援。她还特意“艾特(@)”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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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女孩逃亡事件再度将沙特女权问题推上风口浪尖,虽然去年6月沙特放开禁止女性驾驶汽车的规定,此举被视为女性权利的极大提升,但事实上,女性权益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并且,由于改革步伐迈得太大,也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在随后的7月和8月,沙特政府接连对两位女权活动家及相关人士进行逮捕、审判,改革一时间又陷入僵局。

往前追溯,在三任国王治下,沙特女性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已经走了近70年。那么,沙特女性心中的“女权”到底是什么?她们何时才能争取到更多的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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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权运动百余年后,沙特开始觉醒

身处阿拉伯沙漠腹地的沙特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同,各传统部落长期对外封闭,十分保守。

因此,在西方第一代女权运动开展了百余年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沙特女性的权利意识才逐渐觉醒,大致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先来看第一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1919年,年仅13岁的费萨尔国王曾代表沙特政府出使欧洲,参加“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

自1930年起,他长期担任沙特外交大臣。

大约得益于多次出使欧美的经历,费萨尔的开放发展理念远胜其他王室成员。

在1953年成为沙特王储后,他与妻子共同设立了完整的现代女子教育体系,完善了与之相对应的政府管理机制——

1953年,开设第一所现代女子学校;

1960年,设立女性教育总局;

1964年,设立女性海外留学奖学金;

1968年,开设第一所女子师范高中;

等等。

这一时期,沙特女性地位的变化有赖于王室及政府的主导,沙特女性自身主动寻求变革的意识并不强烈。

但女子受教育机会的增多孕育了女权意识。

沙特历史上首个女性组织“al-Nahda(意为复兴、崛起)”也在利雅得成立。该组织依照伊斯兰教法,通过社会福利项目提高女性能力,促进女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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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者崭露头角,大胆声索自身权益

第二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即哈立德及法赫德两任国王执政时期。

在这一阶段,沙特女权运动整体发展相对缓慢,但是女权主义者开始崭露头角,大胆声索自身权益,如争取选举与被选举权、参政权、就业和自主择业权、体育活动参与权、驾驶及自由出行权等。

虽然女权运动仍遭到国内保守派势力的反对,但仍取得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的突破——

2001年,1300名女性首度获得沙特公民身份证;

2003年,沙特首次举行“国民对话”,男性与女性首次在同一平台上平等对话,讨论如何切实提高女性社会地位。

然而,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逐步提升,女权主义者们与以“惩恶扬善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Virtue and Prevention of Vice, CPVPV)”及其下辖的“宗教警察”等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

许多保守派人士借1979年沙特国内宗教极端分子占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大清真寺)事件炒作,向政府施压,从而对女性的日常生活划定严格的清规戒律,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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