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的1943年往事太多回忆不过来父亲病逝堂哥褚时俊你要读书去

1943年,到处都在打仗。虽然我们家生活的那个叫矣则的小村子一直没有什么战火,显得很安宁,但我的父亲还是在那一年因为战争过世了。那一年他42岁,我15岁,是家里最大的孩子。现在老家的人除了冯主任他们几个,我基本上也都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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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褚时健在1943年:往事太多了,回忆不过来

1943年,到处都在打仗。虽然我们家生活的那个叫矣则的小村子一直没有什么战火,显得很安宁,但我的父亲还是在那一年因为战争过世了。那一年他42岁,我15岁,是家里最大的孩子。

我其实不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因为上面两个哥哥都在很小时候就夭折了,本来排行老三的我就成了家里的长子。作为家里的老大是要给弟弟妹妹们做榜样的,所以我小时候不敢调皮。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好,夭折的孩子很多,我的两个哥哥都因为生急病,医药条件差,家里无力救治。对他们我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小时候经常听我母亲提起。

对父亲我的印象也不太深,虽然他过世的时候我已经15岁,是懂事有记忆的年纪了,但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太多。那时他长年在外做生意,家里主要是我母亲在操持。

父亲做的是木材生意。回到家的时间,他大都到山里去收木材;把木材拉回家后,按长短粗细分好类,然后搭火车把木材运到个旧卖给锡矿,矿里用来做矿洞里的镶木或者燃料。就是靠着父亲的生意,家里还算有些家底积累。但是没想到,1942年,父亲运木材的途中,在现在云南红河州弥勒县的巡检司镇,当时的一个铁路小站,日本飞机从越南飞过来,沿铁路线投掷炸弹,我父亲被气浪震伤。一年之后,他就过世了。

父亲平时很少和我说话,说得最多的时候大概就是每次他从山里收木材回来后,叫我拿着尺子帮他丈量一下木材,一根一根记录好,这样他好分类。偶尔他会和我母亲说说外面做生意的事情,但似乎也都是三言两语。在我的记忆里,父母都是比较沉默的人,并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也有这样的性格特点,应该就是来自他们。

但父亲的性格其实在他们兄弟三人中是比较特别的。我父亲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姐姐。作为长子的大伯自小学业优秀,他后来做了华宁县青龙区(也就是现在的华宁县青龙镇)区长。我从记事起,大伯一家就一直住在青龙区禄丰火车站附近,和我们的村子有些距离。三伯性格很内敛,比起我父亲更是寡言少语,家里人都说他老实,但我觉得不应该用“老实”两个字形容他,因为他经常出门跑生意,应该是个很机灵的人。姑姑排行老二,很早就嫁到了十几里外的鲁伯比。我父亲是家里的小儿子,排行老四。可能是因为“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父亲的性格显得比自己的两个哥哥要机灵活泼一些,虽然在学业仕途上他比不上大伯,但是他长年出门在外,跟各种人打交道,在我们那个地方,也算得上非常有见识的一个人。

在父亲过世之前,我从来没有把“死”这件事和父亲联系在一起。那时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操持农活儿和家务,我们兄妹几个还小,能帮她的地方不多,家里自己耕种的水田也只有一两亩,所以父亲是家里顶大梁的支柱。就像当时所有的农村家庭一样,男人是必不可少的家庭角色。

父亲去世前几年,我的奶奶、爷爷还有我的三伯,都因为生病相继过世。亲人过世,小孩子的心里不懂悲伤,更多还是恐惧,觉得再也见不到这些亲人了,害怕不能再相见。爷爷奶奶过世时,我看见父母亲和其他长辈在哭,也知道这是件伤心的事,但自己还是没有掉下泪来。老人病死,小孩夭折,在那个年代,是一件掀不起波澜的事。

但父亲的死不同。1942年被炸伤以后,他在家里躺了将近一年,再不能出门做生意,简单农活儿也无法帮助我母亲。父亲的情绪变得很焦躁,他觉得自己一个老老实实做生意的本分人,怎么会碰到这么倒霉的事?他经常骂日本人,觉得越南人、中国人实在可怜,就这样受日本人欺负。——那大概也是第一次我对国事有所感触,的的确确是国仇家恨。

一年之中,父亲都在病床上躺着。母亲除了忙田地的活儿,忙家务,还要想办法到处买药医治父亲,家里的生计一下就变得困难起来。生活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了母亲身上,她真的太辛苦了,丈夫生病,娃娃又小,这个时候,也只有我这个大儿子能帮帮她。

1943年夏天,父亲病了一年之后,去世了。那时我最小的弟弟褚时佐还不到1岁,对于父亲,他一点记忆都没有。生生死死,一下子在我面前具体起来。我明白,家里所有的困境还会继续,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父亲的死,意味着我们家的生活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母亲、我、我的弟弟妹妹们,我们的命运都会改变。

死,真的会改变很多东西。以前我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死意味着永远离开,意味着你本来正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去做了。有些人本来可以因为你活着,可以生活得平平静静,但死会让这个平静永永远远丧失掉。父亲的死让我第一次感到死的可怕,也觉得活着真的很重要。对于家人,对于亲人,活着就是一件好事。

我已经88岁,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朋友、亲人的死去。对于死亡这件事,我已经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忽略它。活着的每一天,把每件事情做好,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就不白白过这一生。不要去想太多死亡的事情,它来或不来,谁也控制不了。

活比死要重要得多。

对于父亲的死,家里改变最大的应该就是我。我在故乡那个小山村无忧无虑生长了15年,到了1943年,我一下就从少年长成大人。我这一辈子关于离别、关于责任、关于生活中大事小情的认识,很多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一年我开始像一个家长一样承担起家里的经济重担,我把原本母亲负责的烤酒房接过来,烤酒、卖酒。这个酒坊虽然只是爷爷留下来的酒坊的一半,但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自己的学费要从卖酒的钱里匀出来,我母亲的日常花销很大一部分也要靠它。

一个15岁的少年娃娃,独自做烤酒这件事还是很不容易的。我现在偶尔还会想起当年那些场景,心里有些恍惚:我到底是怎么过来的?700斤的苞谷(玉米),要从浸泡、蒸,到发酵、出酒,全部完成已经不简单,要做好就更不容易。

但我必须要完成,必须要做好。除了我,家里没人能帮我母亲做这件事。酒烤不出来,我的学费就没有着落,家里的开支就成问题。而且,好酒才能卖出好价钱。

我记得蒸苞谷是个很磨人的环节,几百斤苞谷,要用特别大的甑子,放在柴火灶上通宵通宵地蒸。我把白天泡好的苞谷一锅一锅放到灶上,自己就守在灶边。蒸的过程要不断加柴火,也要不断翻搅甑子里的苞谷,不然就要熄火或者烧煳。以前我看别人蒸时就留意估算了一下,大致两个钟头就要加一次柴,翻一次锅。本来蒸苞谷最好是整夜不睡,但是无论大人小孩都很难做到。我有心事,睡到两个小时肯定醒过来,一晚上醒个好几次,苞谷也蒸好了,柴火也刚刚好,不浪费。你问我咋个醒得过来?我也不晓得啊,大概因为心里记住这件事,有责任心,想不醒都不可能。我现在还是这样,说好几点起床,我一般提前个三五分钟总能自己醒,不用闹钟。那个时候烤酒蒸苞谷,半夜里时不常就闻到隔壁酒坊有刺鼻的煳味传过来,我就想:哎呀他们又睡迷糊了,苞谷又蒸煳了,浪费了好可惜!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做事总比别人要做得好,因为我认真,负责任,心里有谱气。同样是烤酒,我一般两斤半苞谷就能出一斤酒。春节过后天气暖和,有时两斤苞谷就出一斤酒,别人怎么都要过三斤苞谷才行吧?

烤酒过程中发酵是最重要的过程,发酵期间要有37~38摄氏度的温度。苞谷蒸熟以后,把酒曲撒进苞谷,放进发酵箱里。箱子里面温度只要够,一次升温,出的酒就一定多。这个道理也是我慢慢琢磨出来的。刚开始烤酒时,大人也不怎么往细了说,只是让我发酵时要关门。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只回答我说“怕冷风”。我就想:哎哟你还不告诉我,不就是温度的问题吗?关门我肯定学会了,另外每次蒸苞谷时灶里会掉一些炭下来,我不扔它们,用烂铁锅装了,塞到发酵箱下面和边上,这样一来屋子里的温度慢慢就高起来,发酵就有了保证。我记得用了这些方法后,第一、二次出酒率一下就高了15%。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会观察,会总结,找到规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规律搞清楚了,办法就出来了。闷着头做事不动脑子,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在我们现在的橙子基地,我经常和那些作业长说:你们不要傻做,要学会掌握技术,不要以为搞农业流点汗水就可以了,大老粗才那么想事情。1955年部队评军衔的时候,怎么不给骡子评个军衔呢?打仗的时候骡子最辛苦了,井冈山的时候驮枪又驮炮,但它什么也评不到,为什么?它不进步嘛!人家求进步的,评大将评上将,你不进步就是不行,格合?(云南话:对不对?)

做事情找规律就是你心里要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莫糊涂。烤酒这件事好像是老百姓都烤了多少年,经验都在肚子里,动手做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会拿个小本子,记一记,苞谷用了多少,燃料费花了多少,请小工背到镇上花了多少人工费,简简单单都要记下来;卖完酒后,算一算,盈余了多少,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么差别。这笔账你心里不弄个一二三,我看这个酒烤得就不算成功。那个时候莫看我年纪小小的,其他人烤的酒没有我出酒率高,卖的价钱也没有我好。我那个时候烤到经验多了,敲敲酒缸我就知道度数有多高,现在这个本事我还有的。村子里其他大人恐怕都不理解,怎么我一个娃娃烤的酒比他们的要好,其实就是认不认真,会不会做成本核算。

我后来做企业也是这样,认真很重要,成本核算很重要。

有时我在想,虽然因为家庭出现困境,很辛苦的环境中我开始帮家里烤酒,每天真的很累、很辛苦,但也得到很多人生经验和做事经验,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特别是帮着母亲当家以后,责任心促使我要担当很多事,性格上也修炼了好多。一个人小时候的环境的确很重要,老话都说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小时候的经历,无论好好坏坏,都会给以后的人生经历带来很大影响。

那一年我还差点放弃读书上学。1943年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差不多读完了小学,我读书读得晚,15岁才把小学读完。学习成绩马马虎虎,也就过得去而已。我经常要逃学回家帮母亲做事,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对付功课?所以我没考虑太多,小学读完就辍学回家了。母亲大概还是想让我读书的,但我是老大,她也希望我帮她,看我自己没上学的愿望了,也没有管我。

不读书以后家里有很多事要做,农活儿、家务活儿、烤酒的活儿,也要照顾弟弟妹妹们。有点空闲的时间我就去家门前的南盘江拿鱼(捉鱼),一个是为家里添一点荤菜,另外我也喜欢拿鱼。

村子里很多差不多大的少年娃和我一样,十五六岁都在家帮忙干活儿,再长大些,十八九岁就该讨媳妇生娃娃了。我父母也给我订了一门亲事的,是一个亲戚家的女儿。但我当时年纪不大,这些事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我也很少想到未来的事,家里的困难不允许我想太多,能帮母亲把家里的事情干完干好就很不错了。我一直记得我自己是家里的老大,母亲只有我一个帮手。

我们村子后面有一条铁路,现在大家都叫它米轨铁路,是法国人修的,我父亲就是搭这条铁路上的火车去开远和个旧做生意。这条铁路对于我来说就代表了外面的世界,父亲是我们家和外面世界的联系。我曾经也想到再大一些可以和父亲一起到外面去闯一闯,也和父亲一样做做生意,看一看村子外面的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但是父亲的去世让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也许,好好在江边这个小村子一直生活下去也很好,有山有水,有地种,还可以烤烤酒。我和母亲努努力,把家境搞好一点是有可能的。

但人的命运有时就是很奇妙,一个念头就会让人生的路转了弯。有一天,我大伯的儿子、堂哥褚时俊从镇上来村子里。大伯是我家很有出息、很有威望的一个长辈,堂哥像他的父亲,书读得好,很有思想。他每次来我家都是我特别欢喜的事,这次他来,正是天热的时候。我拉着堂哥去了江边拿鱼,那天运气还特别好,一连拿了好几条大鱼。我们兄弟两个高兴得不得了,在江边架了个柴火堆就开始烤鱼吃。正是高兴得嘻嘻哈哈的时候,堂哥突然说了一句话:“你不能在家待着了,你要读书去。”我没有应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很信任这位堂哥,他读书好、有出息,对我也一直很好,所以他说的话我一直很重视。“你这么聪明,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你都不知道。”堂哥又说。

时俊堂哥几句话,搅动了我本来已经深深藏在心里的想法。他说得对,外面有多大我都不知道,父亲去过的地方我都没去过,堂哥正在读书的省城昆明我也没去过,更不要说堂哥经常和我说起的北平、上海、法国、英国……

我后来才知道,堂哥那一趟,是专门为了劝我重新读书而去的。他又找了我母亲,我母亲自然不会反对,她本来就希望我多读书,只是因为家里境况太糟糕,她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就随着我的意思了。

于是,第二年秋天,在短暂辍学后,我重新开始读书,而且离开了我自小生活的村子,到了昆明。

我到了年龄很大的时候,偶尔回想这段生活,才知道这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和我从小生活、没有离开过的村子之间的联系就不再紧密,我和它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缘分似乎也越来越淡。但是,人生走到晚年,越来越感到故乡与别的地方不同,毕竟生我养我,我的根在那里。曾经有几十年,因为工作繁忙,个人境遇也不太好,我很少回华宁老家给父母、其他亲人扫墓上坟,但是这十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安排时间去给过世的亲人们上个坟。都说故土难离,云南我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但往小了讲,华宁那个小山村我也很牵挂。现在家乡和我生活在那里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七八户人家变成了40多户,100多人,热闹了很多,但他们的生活还是很艰苦。以前在烟厂的时候,我请技术人员教他们种点烟叶,想办法帮他们增加收入。90年代的时候,有个港商想在云南投资,我就介绍他在我家乡附近办了个柠檬酸厂,解决了点附近几个村子里年轻人的就业,后来听说没办了,很可惜。现在我个人有了点钱,就帮他们搞点水,搞点路。有一年冯德芸(村委会主任)来我家和我聊天,说起村子前面的南盘江涨大水,他们撑船过江差点被冲走了的事情。我自己掏了些钱,又找几个朋友募捐,总共筹集了220万元给村子修了一座桥,这样就解决了好多问题,起码出行的问题是不用愁了。

我希望他们把日子过好一点,这么多年了,还是那么穷,让人心里难过。江边可耕种的地本来就不多,大部分还在山上,灌溉是个问题。我给了他们70多万,让他们架一条水管,搞一台水泵。听说他们架了20多公里,可能管子还是小了点。现在卫生的水能进厨房了,也能帮到一点灌溉,山上的地不至于说荒就荒了。

去年省里要帮村子里搞“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他们的住房问题,省里拨100多万,这个数已经不容易了。但我估算了一下,40多家人,100多万可能搞不美丽,到时就成了拿石灰刷刷外墙就算了。一幢房子,只是穿个衣戴个帽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说还是要把以前的土墙房子拆了,重新建。我靠自己的老面子去省里争取了一下,他们说要重建的话,省里就出300万。民革的人也帮忙,拿了100多万。我个人出个200多万,这下有了600多万。40多户人,一户出8万,差不多就能重砌新的砖房子了。我跟冯主任说了,重新修的房子必须钢混结构,要保证8级地震来了也不垮,不然就不合格,就算不上美丽乡村,我这个钱也就白出了。你看前段时间昭通地震,6.5级的地震,房子噼里啪啦地倒,那叫什么房子?

现在老家的人除了冯主任他们几个,我基本上也都不认识了。不过每年我会去附近的大黑者村上一次坟,老乡们见到我都还是蛮高兴的。

从1943年我父亲过世,我在老家念完小学,到1944年我到昆明,我远离那个小村子已经70年了,不想还好,一想起来觉得岁月真的是很漫长。我很少回忆以前,往事太多了,回忆不过来,做人要朝前看。要不是你们问起,我不太愿意对人讲起过去。如果有人还愿意听一听这些陈旧的故事,希望能给他们带去一点人生的参考,仅此而已。

作者:褚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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