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元勋于敏诸葛亮情结美国为啥不偷于敏构型评价真实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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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于敏有诸葛亮情结 曾和别人互指责“狗屁不通”

氢弹元勋于敏的“诸葛亮情结”

本刊记者/宋春丹

2019年1月16日,于敏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93岁。

此时,距离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成为名字第一个被念出的改革先锋、“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刚过去一个月。由于身体原因,他未能亲自出席大会领奖。

常有人把于敏称为“氢弹之父”,他自己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常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至于他自己,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曾在氢弹预研时与于敏并肩战斗的何祚庥院士认为,于敏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氢弹构型最主要的发明者。

他打了个比喻:一支11人的足球队,于敏就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中锋。

“老运动员”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由于一次次受到政治运动冲击,于敏获得了一个“老运动员”的称号。

何祚庥1947年入党,在校时就是中共地下党清华大学理学院支部书记。解放后,他在中宣部工作,经常跟科学家们打交道。1952年,他与比自己大一岁的于敏相识。他对于敏的第一印象是“死读书,不问政治”。

于敏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理学院,之后在北大师从张宗燧继续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更名为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理论研究组。

于敏喜欢诸葛亮,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为终身座右铭。年轻朋友们调侃他“以诸葛亮自居”,说最好再加上“周瑜”,改名为“于(瑜)亮”。还有人批评他架子比诸葛亮还大,与共产党合作要三催四请。

于敏性格内向,开会不爱发言,不爱表态。他对“三面红旗”、反右斗争等运动想不通,对全民大搞超声波也委婉表示不可能,被看成不关心政治、政治上粉红色的人。

在1960年原子能所二部的“红专大辩论”和“拔白旗”运动中,于敏被批评为只抓“清炖头尾”(“头”指提出问题,“尾”指做出物理结论),而让群众去做“红烧中段”(即中间的大量计算工作),成为白专道路的一面旗帜而遭到批判。当时,他正在兼职读副博士学位,因为“粉红色道路”问题,学业只能终止。

于敏想不通为什么会被扣上“自私、骄傲自大、个人主义、用‘粉红色’欺骗年轻人”等帽子,觉得冤屈。但每次批判会结束后,他都能很快静下来,专心搞科研。但也有人在小组会上仗义执言,说于敏并不自私。

何祚庥说,当时对于敏是“一批二用”,因为没有人有他这么强的科研能力。他被批“白专”道路后,被钱三强夫人何泽慧要去搞原子核裂变理论。

1962年,丹麦科学家A·玻尔来京访问时,于敏担任翻译。玻尔看过他的论文,说他见解高超,评价他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并向他发出出国工作的邀请,被他谢绝。事实上,未能出国留学是有“国产土专家一号”之称的于敏的人生遗憾之一。

“火烧博望坡”

常有人说,中国人在原子弹爆炸两年零八个月后便爆炸了氢弹,而其他国家往往需要5至8年,何祚庥说,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氢弹的预研从1960年12月就开始了。

1960年9至10月,中国和苏联间的同盟友好关系全面破裂、恶化。12月,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何祚庥奉调回国,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当即参加了二机部(即核工业部)召开的酝酿下一步工作的大型研讨会。会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正式部署,在原子能所进行“氢弹的预先研究”项目。

项目由何泽慧总负责,称为“乙项任务”(原子弹的研究为“甲项任务”)。下设两个组,一是氢弹的理论组,由黄祖洽任组长;另一是轻核反应实验组,由何泽慧兼任组长。何祚庥同时参加两个组,担任两个组的秘书。

那时,于敏以业务能力特强而闻名。在黄祖洽和何祚庥的建议下,经钱三强请示部长刘杰,以“重在表现”(即被批判后仍然积极工作,表现不错)为由,将于敏调过来参与氢弹预研。

1961年冬天的一天,钱三强找于敏谈话。于敏后来回忆,搞氢弹是很难的事情,牵扯科学技术、工程等多方面学科,不太符合他做基础研究的个人志趣,但是爱国主义压过兴趣,所以他当时就答应说“我转”。

进组后不久,于敏首战就打了一个漂亮的“火烧博望坡”。

研究氢弹首先面临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氢弹是什么材料做成的?氢弹当然不是由氢气做成的,人们猜想,氢弹是由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做成的,即使不是事先放在氢弹的结构中,也可能在爆炸中大量产生。因此,组长黄祖洽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收集氘氘、氘氚反应的截面数据。

收集发现,氘氘反应最大只有100毫巴(巴和毫巴是核反应截面的单位),而氘氚反应最大截面能达到5个巴,是所有轻核反应中最大的。

何祚庥又从梅镇岳编的《原子核物理》教科书中查到,氚氚反应截面的理论值(这一数据来自美国权威杂志《现代物理评论》)是15巴,是氘氚反应的3倍。

由此看来,在氢弹试制中,适当添加氚的含量,必定有利于起爆,也有利于提高爆炸当量。

但15巴的数据真伪存疑,只能重复做这个实验来鉴定。不过,这样的实验粗略估计至少要投入几亿人民币,因为自然界没有这种寿命仅为12年的氚,必须人工生产,而且实验还需要花费两三年的时间。

于敏也对此抱怀疑态度,开始昼夜论证计算。没过多久,他就从核反应的基本理论出发,依据布莱特-魏格纳公式推导出,所有轻核反应的截面均绝对不可能超过5巴。也就是说,所谓氚氚反应截面高达15巴的数据,一定有问题。

这真是石破天惊。黄祖洽和何祚庥详细听了于敏的证明后,一致认为,这一结论十分可信而巧妙,因而就否决了部署测量氚氚反应截面实验的建议。

后来才知道,原来美国人曾进行过氚氚反应截面的测量,只是测量后并未及时发表,后来发现这一数值其实并不重要,所以就公布了出来(只有几十个毫巴),证明于敏的计算是完全正确的。这就避免了一次大的金钱和时间的浪费。

现在回忆起来,何祚庥仍然认为,那段岁月是他的科学生涯中最为愉快的一段。他和于敏配合密切。他的办公桌在于敏办公桌的前面,一有灵感,就掉头和于敏讨论。

两人都会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争论急了,相互指责对方为“狗屁不通”。但第二天一大早又相互找对方继续讨论,找出解决分歧的方法。

他们和邓稼先都喜欢看京剧,买不到票就结伴去剧院门口等退票,津津有味看一场,再一起闲聊剧中人物和情节。

四年中,全中国只有中科院计算所制造的一台104计算机,各单位公用,机时非常紧张。他们利用这台计算机解决了有关氢弹理论预先研究的一系列应用基础问题,为后来的氢弹研制实战奠定了基础。这期间的许多论文都以内部资料形式保存。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已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消息传来,原子能研究所上上下下一片欢腾。

约在11月上旬,何祚庥接上级通知,奔赴河南参加劳动锻炼和“四清”,离开了氢弹的研究工作。

攻坚战

1964年12月的一天,正在上海华东计算所算题的于敏接到一份电报,要他火速回京。

他被告知,上级决定他和组内30余人调到核武器研究院(即九院)理论部,集中进行氢弹攻关。

1965年1月,于敏率组携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到理论部报到,被任命为副主任。理论部主任为邓稼先,已有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桂莲几位副主任。于敏加入后,理论部正副主任升至八位,被称为“八大主任”。

于敏觉得理论部的条件比原子能所好很多。过去,按保密规定,原子能研究所与九院的研究结果只能单向传递,即后者可以知悉前者的研究结果而前者不能知悉后者的,被称为“半导体”。现在,两股力量完全汇聚起来,既有攻克原子弹的经验,又有突破氢弹原理的理论基础。

1965年初,整个九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突破氢弹原理。理论部沉浸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兴奋之中,士气高昂。理论部副主任秦元勋等一部分人被抽调去河南灵宝参加“四清”运动,但刘西尧等部领导尽量减少政治运动对科研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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