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登珠峰不被承认第一人王富洲中国首登珠峰不被承认的原因-吸收财讯

1960年登珠峰不被承认第一人王富洲中国首登珠峰不被承认的原因

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没能亲眼见证这些庆祝活动,他们静静地躺进了医院。丢失10斤体重是常有的事,但王富洲此次上山前的体重是160斤,下山后只剩下101斤,屈银华从154斤掉到了102斤,冻伤的十趾和脚后跟被全部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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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北凌绝顶——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始末

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始末 ↑先遣组在观察北坳。
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始末  ↑1960年5月30日,王富洲等3人回到大本营受到热烈欢迎。
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始末  ↑在5120米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本文图片由翁庆章提供

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被《纽约时报》问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留下这句传世名言的马洛里,最终没能征服世界第一峰,1924年,他在珠峰的冰天雪地中彻底失联。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始终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包括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数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的中国登山队,艰难地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打破。惊叹于今人登顶速度越来越快的人们很少知道,借助当年登山队员们在岩壁上艰难打下的钢锥而架起的金属梯,直到2008年仍是登山者们不可或缺的助力,更少人知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命运和极限挑战……

  苏联登山界的建议

1957年11月,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会主席团,签名是苏联的12名知名登山运动员。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求允许组织苏中联合爬山队,以求在1959年3月-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埃佛勒斯峰,是英国人自19世纪中叶起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但在更早的1721年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中国人已将这座山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因此,我方后来回信时用了“珠穆朗玛峰”,之后苏方也用了珠峰的称谓。

邀请中国共同攀登高山,苏联人并非一时兴起。

曾是我国第一支登山队运动员兼医生的翁庆章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登山运动已很普及,只是,苏联本国的高山并不多,且都被运动员们登顶过,由此,他们想到了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邻邦——中国。

因苏联群众性登山活动都由工会系统管理,大型登山活动才归体委负责,1955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访问苏联时,对方就提出希望到中国攀登新疆的慕士塔格山和公格尔山。那时,刚刚成立六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群众体育运动还算蓬勃发展,但现代登山运动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

于是,1955年5月,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了4名学员赴苏学习现代高山登山技术。第二年春天,苏方又派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八大处培训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运动员,翁庆章、1960年正式攀登珠峰时的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以及骨干队员刘连满等都在其中。

跟那批参加培训的很多运动员一样,翁庆章原来的工作与登山几乎毫无干系。他本是鞍钢总医院的医生,偶然得知全国总工会在各行各业招募登山学员,大学时就爱好篮球、田径的他还以为只是一次“游山玩水”,兴高采烈报了名。26岁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报名,竟让他在几年后成了中国首征珠峰的亲历者。

培训结束后,以这批学员为主要队员的中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先登上了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67米),后又与苏联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正是在这样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才有了1957年的苏联来信。

来信经过层层批转,到了时任体委常务副主任蔡树藩桌上。蔡树藩与同事们讨论后认为,我方在运动员、资金、装备等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此外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我国西藏边境目前不能开放,因此初步意见是婉拒。

许多年后,翁庆章在体委档案馆发现,“当年主管外事的陈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都已经批示同意了体委‘婉辞谢绝’的意见,就差正式回复苏联了。”

没想到,到了1958年初,事情又有了转机。原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体委主任的贺龙,一直对此事很积极。贺龙与体育早有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他麾下的120师就以“仗打得好、生产搞得好、体育搞得好”而闻名,他亲手组建的120师“战斗篮球队”更是赫赫有名。他的积极态度,加上苏驻华使馆对此催问的推动,最终,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4月5日提出了意见:“可以考虑来”。

  侦察组进山

总理拍了板,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了。1958年夏天,中苏双方在北京新侨饭店会谈,共同制定了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动计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并达成共识,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中方负责全部人员、物资从北京至珠峰山下的运输,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装备。

今天看来,不管是运输人员,还是登山物资,都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在当年,仅准备物资就是千头万绪:请国家计委、经委特拨足以防寒的优质鸭绒、尼龙丝,通过解放军后勤部帮忙调拨专供高寒地带执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饭、烧水……

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中,耗资最大、工作最繁杂的一项要数修建从日喀则至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公路建设尚不发达,从拉萨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千米。这300多千米说是山路,其实几乎看不到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通过。195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很少到这里来。若要运物资,只能靠牲畜驮运。

按照计划,中苏合登珠峰时需要运约40吨物资进山,如果不修路,单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就得500匹牲口运上半个月左右。再加上登山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路颠簸,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

可是,要在这样的地方修一条进山公路,又谈何容易?西藏地区经济尚不发达,国家建设也正是处处用钱的时候,但为了支援中苏登山队,同时考虑到西藏今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央还是特批了几百万元经费。为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贺龙还特意写了条子给他的老部下、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请其尽力支援。

就这样,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多名军工在日喀则以西的荒野中,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西藏这边忙着修路,在北京,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也准备动身了。侦察组一行20余人,除了运动员,还有气象、电台、医务等工作人员,此外,还包括3名苏方成员。考虑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苏合登珠峰一事对外还是保密的,神秘的侦察组对外一律称“国家体委参观团”。

1958年10月底,侦察组一行先乘军航到拉萨,又转汽车抵达日喀则。11月2日,日喀则以西初见雏形、尚未完工的简易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将近200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队伍中间是侦察组人员,前后则是150名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战士,再加上照看牲口的藏族民工,以及马匹、毛驴,整个队伍行进起来足有四五百米。

登山侦察这样的体育活动,为什么还要动用军队护送?翁庆章解释说,当时西藏还有匪情,为保证安全,西藏军区派了一个连外加一个火炮排。不仅如此,在北京时,体委还向总参谋部借用了一批枪支弹药。进山前,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考、医务人员,都要进行射击训练,进山时,每人都配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这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就在侦察组进山前一个月,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击了一辆从日喀则返回拉萨的军车,导致16名解放军医务工作者全部遇难牺牲。很多人只知攀登珠峰要面临高寒、缺氧、雪崩的危险,殊不知,这些最早进山的开路者,竟还要提防流窜叛匪的威胁。

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的绒布寺,一行人浩浩荡荡走了15天。所幸,途中虽听到过意外枪声,但最终有惊无险。侦察组成员很快忙碌起来,安营扎寨,分组上山侦察路线,建立大本营,架设无线电台,建立气象观测站,开动汽油发电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1月底,珠峰极寒的冬季来临,侦察组的任务基本完成,大部分队员离开珠峰,只留下气象组、水文组、电台组的十几名工作人员继续在山区工作。那时,侦察组队员们还不知道,向他们热情告别的苏方人员,很快就要从自己主动提议的中苏合登珠峰活动中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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