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珍妮弗·戈布雷希特Jennifer Gobrecht子宫移植手术产男婴Benjamin-吸收财讯

美国珍妮弗·戈布雷希特Jennifer Gobrecht子宫移植手术产男婴Benjamin

逝者捐子宫助产“奇迹男婴”美国一名女子经由移植手术,接受来自一名已故捐献者的子宫后产下一名男婴。夫妇两人感谢子宫移植手术给他们带来奇迹儿子。据悉,这是美国第二例在已故捐献者子宫成功孕育的婴儿。

【吸收财讯】升困井革鼎震继 -> 戈布雷希特就是这种患者。她和丈夫曾寻求借助体外受精和代孕拥有后代,后来了解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的子宫移植项目。原标题:美33岁女子天生无子宫,逝者捐子宫助产“奇迹男婴”

美国一名女子经由移植手术,接受来自一名已故捐献者的子宫后产下一名男婴。夫妇两人感谢子宫移植手术给他们带来奇迹儿子。据悉,这是美国第二例在已故捐献者子宫成功孕育的婴儿。

美33岁女子天生无子宫,逝者捐子宫助产“奇迹男婴”

珍妮弗与丈夫看着生下的儿子

据《纽约日报》当地时间1月9日报道,现年33岁的珍妮弗·戈布雷希特(Jennifer Gobrecht)天生没有子宫,她2018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接受子宫移植手术,于2019年11月经由剖宫产生下男婴本杰明(Benjamin)。

珍妮弗称:“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之一是在17岁的时候,我当时发现自己永远无法怀上孩子。我和丈夫一直想要扩大家庭成员,本杰明的出生是一个完美的奇迹。”

美33岁女子天生无子宫,逝者捐子宫助产“奇迹男婴”

在已故捐献者子宫成功孕育的男婴本杰明

美联社报道,大约每4500名女性中就有1人患有女性生殖道畸形综合征,即卵巢功能正常但子宫发育异常或没有子宫。

戈布雷希特就是这种患者。她和丈夫曾寻求借助体外受精和代孕拥有后代,后来了解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的子宫移植项目。

美33岁女子天生无子宫,逝者捐子宫助产“奇迹男婴”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表示,子宫移植项目开展两年来,本杰明是首名借助这一项目出生的孩子,也是美国第二名在已故捐献者子宫成功孕育的婴儿。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大约有70例手术完成了子宫移植。据NBC报道,在美国,大约有12名婴儿来自移植子宫。美国第一例来自已故逝者捐赠子宫的手术于去年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诊所进行。

中国首例“添宫婴儿” -新华社

据新华社报道,2019年1月20日,中国首例子宫移植并胚胎移植出生的婴儿(“添宫婴儿”),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诞生。

短短一句话,包含了两项关键技术,子宫移植和胚胎移植(IVF-ET)。其中,胚胎移植技术目前已经非常成熟,前者却仍在发展的初期,并在伦理方面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全球子宫移植技术的应用

添宫婴儿的进展,源于人类对移植技术、缺血再灌注损伤及免疫排斥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在前期,各国科学家开展了多项子宫移植动物实验,实验动物包括啮齿类(小鼠、大鼠、兔)、大型家畜(羊、猪)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

中国的这一案例可以追溯到2015年。时年22岁患有MRKH综合征(苗勒管发育不全)的杨华(化名)接受了43岁母亲的子宫移植,移植后子宫顺利存活。2018年6月,杨华接受了胚胎移植,终于在今年1月份剖宫产生下了一名健康的婴儿。

MRKH综合征患者是子宫移植手术的主要对象。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一共有24例被报告的人体子宫移植的案例,其中有22例接受子宫移植者为MRKH综合征患者(表1)

全球子宫移植成功14例,诞生添宫婴儿8例。

子宫移植的适应症主要有:MRKH综合征、单角子宫、双角子宫、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宫腔粘连等 [1]。之前此类患者只能通过收养或者代孕获得儿女。收养系非遗传学后代;而代孕技术与我国的伦理规范相违背,我国法律明令禁止各级医院实施代孕技术 [2]。

子宫移植的风险

子宫移植作为一种新兴的器官移植技术,对于子宫性不孕女性及其家庭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也有相应的风险。

供体的选择及供体手术风险。相较于肾脏、肝脏、心脏等器官移植来说,子宫的免疫排斥反应相对较弱。目前已进行的子宫移植,供体大多来自于受体的母亲或其他亲属,相较于其它种类的器官移植,供体的选择更加容易。对供体实施的子宫切除术在临床上是一项常规手术,但切除一个健康的子宫,往往使得供体对于手术风险难易接受,如可能会出现大出血、感染、周围脏器如输尿管、肠管、膀胱的损伤等。

子宫移植受体的手术风险。目前的子宫移植往往采用子宫静脉-髂外静脉,子宫动脉(髂内动脉)-髂外动脉吻合技术。由于子宫位于盆腔深处,子宫周围存在输尿管、膀胱、肠管、神经、髂血管等重要组织器官,并且子宫动静脉血管纤细、迂曲,因此供体子宫的切取,移植子宫血管的选取、切取和吻合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同时由于移植子宫后供给血管纤细,加之血管吻合导致子宫血管进一步变细,可能会导致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胎儿生长受限等问题。

子宫移植血管吻合。本文图片除属名外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免疫排斥反应以及免疫抑制药物。正常的妊娠为免疫耐受状态。对于器官移植后妊娠,一方面,妊娠特有的免疫耐受状态有利于移植后器官存活,另一方面,胎儿抗原又可能引起移植器官的排斥。实体器官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调节在妊娠阶段必须贯穿始终,由于妊娠期生理上的改变,剂量需不断调整应避免毒副作用,其剂量应为最小有效剂量以减少药物对胎儿的不利影响。

子宫移植是一种短暂性的同种异体移植。当受者符合妊娠条件并得到期望的子女数后,可切除子宫。因此,子宫移植术后服用免疫抑制药物只是一个暂时阶段,无需终生服用,这避免了免疫抑制药物的长期副作用。

目前临床上主要的免疫抑制剂有糖皮质激素类、环孢素、他克莫司、雷帕霉素(西罗莫司)、霉酚酸酯、咪唑立宾、环磷酰胺、硫唑嘌呤、雷公藤等。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将移植术后常用药物分为ABC三类。A类药物对妊娠完全无害,但尚无此种药物。B类是那些有证据表明对人类妊娠无害的药物,如强的松。C类不能排除对人类妊娠有害。目前C类药物较多,主要有:环孢素、霉酚酸酯、雷帕霉素等。D类是那些有明确证据表明有害的药物,如硫唑嘌啉。

移植子宫后需要检测免疫排斥反应,由于子宫缺少类似肝功、肾功等敏感的术后指标,不存在典型的免疫排斥症状。这样往往难易有效及时地监测移植子官的免疫状态。近期的一些研究提示,免疫抑制剂并不是致畸的主要因素 [5,6]。目前移植子宫所孕育的8个婴儿,母亲在孕期均接受了免疫抑制治疗,胎儿出生后未见畸形。

围手术期及围产期的心理干预。子宫移植手术由于涉及到血管吻合技术以及离体器官灌洗,手术时间较长,导致相应的麻醉、出血、感染的风险相应增加。术中可能由于大出血而不得不中止手术,术后因感染、血栓形成等原因而不得已移除子宫。面对这些风险,子宫性不孕的女性不仅需要经历身体上的痛苦,也会产生心理上的落差。因此需要术前充分的风险知情,术后细心护理和心理疏导。子宫移植后保证其存活仅仅是第一步,随后的胚胎移植、产前检查、分娩以及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都会有相应的健康风险。

伦理挑战及法律保障

子宫移植作为目前治疗子宫性不孕唯一且可行的方法,在临床上有很大的潜能。这一技术的开展得益于血管外科、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等领域的进展。子宫移植可以使妇女成为遗传和生理上的母亲,有助于促进亲子情感的建立。这一技术相较代孕伦理争议较小,同时卵子、精子分别来自夫妻双方,孕育的婴儿从遗传及伦理上均属于夫妻二人。

随着世界范围内人类子宫移植的逐步开展,公众对于子宫移植的接受度逐渐增加。据调查,在允许代孕的英国,绝大多数受调查的妇女倾向于子宫移植而不是妊娠代孕和收养。在瑞典的调查表明,育龄妇女逐步认同子宫移植。最近在日本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与妊娠代孕相比,子宫移植的接受度提高了一倍 [4]。在美国的调查结果类似。

子宫因素的不孕在育龄女性中的发生率是1/500,占女性不孕症病因的3%-5% [3] 。2014年人口普查时,我国15-49岁的总育龄女性为3.83亿;按比例其中约有76万女性受到子宫因素不孕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子宫移植为这类患者获得亲生后代提供了合法的方法。

不可否认,子宫移植的伦理规范在国内还基本空白。目前需要加强对这一技术的伦理审查,逐步规范程序。同时也要借鉴国外的法律和伦理经验,以保障供体和受体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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