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怎么消失的霍乱病毒的历史背后的恐惧现在为什么没有霍乱了

【吸收财讯】升困井革鼎震继 -> 19世纪的欧洲各国政府担心发生像法国一样的革命,而饥荒、经济衰退和工人阶级政治运动(如宪章运动)也如火如荼地上演,霍乱更放大了这个时代的不安。

“亚洲霍乱”背后的恐惧,不止关于死亡

“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比较有可能是个高度传染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部分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在核威慑上投注了很大的精力和金钱。但是我们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却投资很少,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预防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这是比尔盖茨的2015年的演讲,然而事实上我们对瘟疫的了解远远不够。历史上人类曾经面对过许多流行疾病:为什么19世纪中叶是霍乱年代?一场霍乱对政府、医学和普通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天花在19世纪欧洲历史的最主要影响是辩证国家介入公民生活的意义和道德正当性?

在《病玫瑰》这本书中,作者巴奈特介绍了10种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流行病,用医学插画的形式结合历史地图、信息图表,以及当代的个案笔记,揭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在工业革命的波涛汹涌前对疾病、痛苦,乃至死亡的恐惧与痴迷。今天要分享的是摧毁地球最可怕瘟疫之一的“霍乱”。

“亚洲霍乱”背后的恐惧,不止关于死亡

在19世纪的历史中,霍乱是全球的噩梦。光是英国就有13万人死于霍乱,其他多数西方国家死于此病的人数加起来也接近这个数字。更可怕的是,印度死于霍乱的人数竟超过2000万人。1817年起,欧洲各国政府眼睁睁看着霍乱与不断增长的恐惧,离开孟加拉国这个起源地,缓慢又无情地向西移动。《评论季刊》的一篇社论曾经这么形容霍乱:“摧毁地球的最可怕瘟疫之一……万一这个恶疾真正在英伦岛上生根、发芽、蔓延开来,其造成的恐惧将非同小可,甚至财产损失都难以估算。”

“亚洲霍乱”背后的恐惧,不止关于死亡

1831 年欧洲首次爆发霍乱时,一名 23 岁的维也纳女子染病前后的比较。根据原图附注, 绘制第二幅图像时,她染病仅一小时,而图像完成四小时后她就撒手人寰。

在19世纪中叶的政治和文化中,霍乱的角色是巨大又显著的。在英国,它掀起了一场公共卫生、政治意识形态和医疗济贫的革命,而且不断成为当时《泰晤士报》、《柳叶刀》期刊和狄更斯小说的主题,以及许多小牌雇佣文人或煽动性文宣的创意来源。霍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段时期的代名词,历史学家至今仍将19世纪中叶称为“霍乱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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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塔尼奥拉(Gabriele Castagnola)所绘的版画,描绘 1835 年意大利巴勒莫(Palermo)地区霍乱死者的安葬情形。

然而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霍乱在欧洲的影响没有明确的年代界线。它虽然是流行病,但蔓延的程度不如肺结核,而英国在超过40年的时间内也只遭逢四次流行(1831—1832年、1848—1849年、1853—1854年,以及1866年);而19世纪死于霍乱的人,其实也远少于死于结核病或童年期夭折的人数。即便在1831—1832年的疫情高峰期,霍乱也仅是当时的第三大常见死因,同300年内重回数十次、第一次肆虐就带走约三分之一欧洲人口的黑死病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那么,在这“亚洲霍乱”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特殊恐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病名。“亚洲霍乱”反映了一般认知上这种疾病的来源,但更透露了帝国主义的倾颓。对多数欧洲大国来说,19世纪无论是在战争、迁徙、探险与贸易等方面,都是不断进步的时代。乌托邦的想法本就源自于人群的自由迁徙,当然也无法避免疾病随着自由贸易而在各地张牙舞爪。“亚洲霍乱”听起来像一种肮脏的未开化的野蛮人疾病——无论是在苏荷区的贫民窟或加尔各答的“不思地”(bustees,即贫民窟),这种疾病都威胁着象征文明的政权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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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彩色版画描绘“约翰牛”(John Bull,统称英国人)抵抗霍乱侵袭英国,并将霍乱拟人化为印度移民,顺带讽刺 1832 年的《改革法案》。

“亚洲霍乱”流行起来迅猛无比,而且毫不留情,无论健康的成人还是老弱妇孺都无一幸免。开始出现霍乱症状的病患,全都无法逃过在自己稀糊的粪便中死去的命运,但还是有些微的差别:要不是一天内与世长辞,就是半天内。当时的医学能拿来应付的,也不出白兰地、鸦片、放血清淤这些老把戏,而且很多医院理性地(或加以冷嘲热讽)将感染霍乱的病人拒于门外。

而政府观察霍乱的角度与方式更是前所未见,只是无法让人感到心安。19世纪30年代后期,英国人口登记局开始搜集并公布全国出生和死亡的数据。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看待疾病只不过证实了疾病近乎超自然的蔓延和杀人能力罢了,但更严重的是,霍乱有可能威胁已建立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霍乱挑战英国这个自由的国度以及其政权的可信度,并指责那些(视观察者的政治立场而定)有道德污点的人,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在污秽之中。或付给工人的薪水如此之少,让工人只能活在污秽之中。在1857年金斯莱的小说《两年前》中,一个角色讲明了霍乱的意涵:

“我是个恶心龌龊的家伙,一直住在臭气熏天的猪窝,直到自己跟我养的猪一样不闻其臭……我一身是病,大概都是自找的,而我小孩身上的病八成也来自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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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幅 1854 年维尔茨的版画中,有个人被当成霍乱死者误葬后从墓穴中醒来。

尽管如此,吊诡的是,霍乱一点也不新鲜,欧洲医师诊断这类病人也累积了几个世纪的经验。在希波克拉底的世界观里,被干热的黄胆汁主导的身体,个性将变得火暴且易怒,而夏天(或温暖气候)是黄胆汁分泌旺盛的时节,人类成年后体内的黄胆汁也较以往多。

因此,“霍乱”不一定是种疾病,它可能是季节变化时自然发生的身体净化过程、排除过多的黄胆汁,或是从壮年走向老年的过渡方式。只有当净化的程度超出正常范围,才会成为疾患,并称之为:choleramorbus,字面意义即是“胆病”。

至19世纪初为止,关于霍乱最流行的解释是瘴疠论,意指霍乱和伤寒这类“污秽疾病”是都市恶劣的生活环境酿成的结果,腐败的污水、垃圾、墓地,甚至是活人的身体,都会散发出有毒的蒸汽或瘴气。这个理论奠基于查德威克律师于1842年发表的《关于英国劳动人口的卫生情况》,同时引发了一场公共卫生与公权体制的革命。

1834年英国政府推出新《济贫法》,建立了全国性的济贫院法制化体系,但查德威克反对其中的道德和政治马尔萨斯主义。相反地,他提倡另一种公共医疗改革方案:好好清理工业城市。他的理由是,如此才能将疾病和贫困一举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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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肆虐 19 世纪中叶伦敦拥挤、肮脏的工业贫民窟。这幅木刻版画来自英国公益慈善协会1850 年的第五次报告。

关于霍乱,最具实证精神的解释是传染病的细菌说,但在当时却也像是模糊的臆测,甚至还有些一厢情愿。难道这横跨各大洲的疾病,是移动性细小微粒造成的结果,如果这些具传染性的粒子随处可见,为何还是有人逃过一劫?在科赫和巴斯德的实验细菌学被下一代人广泛接受以前,并没有标准化的技术将微生物加以分类、隔离或研究。微生物学家仰赖比较透过镜头看到的成像绘图,但既然是绘图,他们意见出现分歧也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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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在 1858 年的《影响英国军队健康、效率以及医院行政的笔记》中使用了创新的极坐标圆饼图,显示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军人死于霍乱和传染病的人数远多于战事中的伤亡人数。

全科医师兼麻醉师斯诺在1855年的《霍乱传播模式研究》第二版中,采用创新的流行病学研究1854年苏荷区爆发的霍乱疫情,证明霍乱和污水直接相关。但斯诺的研究几乎完全遭到忽略,也没有对19世纪的医学和公共卫生发展进程产生任何影响。德国细菌学家科赫在1883年宣布确证了霍乱弧菌——同时也是确立霍乱菌原说最重要的一步,但他的论文中也对斯诺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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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的《霍乱传播模式研究》(1855 年,第二版)将某次霍乱疫情中苏荷区的死亡人数绘成地图,结果显示大多数死亡病例都分布在公共水泵附近。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霍乱的问题是流行病学和病理学之谜,要用统计数据和灵光乍现的洞察力才能釜底抽薪。但这也是工业城市中生活与自由贸易的问题、维护帝国宰制力和全球海军实力的问题、贫穷的起源和性质的问题,更是医学能否在公共生活与政府体制中发挥应有作用的问题。

最讽刺的是,霍乱中的许多问题并非由打着显微镜和细菌说大旗的医师所解决,而是由相信飞沫传染霍乱的律师、政府官员和工程师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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