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延安行8天作出精确判断得天下者是谁弘扬嘉庚精神的精髓故事-吸收财讯

陈嘉庚延安行8天作出精确判断得天下者是谁弘扬嘉庚精神的精髓故事

这是因为他在与蒋介石的接触中,早就看出了蒋的真面目,认定蒋要消灭中共的阴谋不会取消,也决不会让出他的独裁政权。陈嘉庚听说毛泽东要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曾打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到重庆去。

【吸收财讯】升困井革鼎震继 -> 不管什么山珍海味,陈嘉庚一口也咽不下去。他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大敌当前的中国是多么缺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竟是战时首都大小官员的常态,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办企业,为陈嘉庚服务的司机虚开汽油费发票。

他在延安只待了8天,就作出精确的判断

1874年10月21日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出生,今天我们要纪念他诞辰145周年。

提起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对于老一辈的南洋华侨和华人以至全世界的华侨和华人以及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如雷贯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而对于1930年代发动对华战争、二战期间南侵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二战后祸国殃民、贪污腐败、仰赖美帝国主义鼻息悍然发动内战企图消灭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蒋介石国民党反d 政权,以及妄图在新马卷土重来并长期维持其殖民统治的英殖民主义者,则被视为非去之不快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在延安只待了8天,就作出精确的判断

★ 一、在重庆见证国民党的腐败,感到失望 ★

1940年春,陈嘉庚带着南洋广大华侨的殷殷嘱托,率团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当然是战时首都重庆。

蒋介石十分重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接待工作,务必让客人满意。

陈嘉庚在重庆的60多天里,正事没时间做,每天被迫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国民党的高级干部无不以陪陈嘉庚吃饭为荣,美酒佳肴越是高级、越是罕见,越有面子。这种奢侈腐败,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使陈嘉庚非常反感。

不管什么山珍海味,陈嘉庚一口也咽不下去。他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大敌当前的中国是多么缺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竟是战时首都大小官员的常态,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办企业,为陈嘉庚服务的司机虚开汽油费发票。

同时他也领略了蒋介石的威风,有如大臣朝见皇帝一般。

陈嘉庚感叹道:这样的政府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吗?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

他在延安只待了8天,就作出精确的判断

★ 二、毛主席的1.5元打败了蒋介石的800银元 ★

1940年5月下旬,陈嘉庚应毛主席的邀请,赴延安访问,从而开启了他政治生活的里程碑。

陈嘉庚到延安的第二天,5月31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接见并单独“宴请”了他。

说是“宴请”,实际上就是普普通通的家常便饭。吃饭的地点就在毛泽东的窑洞门口摆了一张桌子,这个桌子桌面不平,上面铺一张纸,纸铺了以后,菜还没有端出来,风把纸吹走了,于是干脆这张纸也不要了。

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陈嘉庚,只是特地上了一味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也就1.5元。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陈嘉庚看了看饭菜,想起在重庆,蒋介石花800银元宴请他,意味深长地对毛泽东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一回到重庆,精神焕发的陈嘉庚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后来,南洋华侨的捐献源源不绝地流向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蒋介石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打我的脸?为什么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用什么“买通”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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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延安的“十个没有”深深打动了他 ★

1940年2月1日,毛主席颇为自豪地说:这里,

一没有贪官污吏;

二没有土豪劣绅;

三没有赌博;

四没有娼妓;

五没有小老婆;

六没有叫化子;

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

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

九没有人吃摩擦饭;

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后来,毛主席在会晤陈嘉庚时也说了这“十个没有”,但实际情况如何呢,陈嘉庚先生深入调查去了。

他原定在延安停留三天,恰巧因随行的李铁民车祸住院,这样陈嘉庚在延安多住了几天,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延安军民了。

在延安,陈嘉庚除和毛泽东交谈外,还和朱德、肖劲光等领导人交谈。他还亲自走上街头,深入市场,察看边区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他发现路边大小商店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开的,政府抽税很轻很少。大街上没有长袍马褂、唇红口丹者穿行,也没看见女子缠足者,男女衣着也较好,过往行人皆洋溢着昂扬奋发之精神。

陈嘉庚还从各基层交谈中了解到,边区农民土地不没收,而且赋税很轻,一亩地最多要7斤半粮,其他捐税一概没有。部队自己种地种菜,边区政治良好,对官吏贪污者都予以严惩。

有一次,在毛主席的办公室闲谈南洋的情况,一勤务兵迟到了,望见长板凳毛主席身边略有空隙,就塞身进去,毛主席只是望了望,把自己的身躯移开点,让他坐得更舒服。陈嘉庚先生从这件小事中,看到中国几千年人际关系的革命变革,深感“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

他在延安只待了8天,就作出精确的判断

陈嘉庚华侨资深识广,在世界上见的世面很多,以此对比起重庆,甚至许多外国所见所闻,自然发自内心唱起“东方红”来。

这个山沟里的党的质朴廉洁,官民关系的水乳交融,还有上上下下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跟重庆的腐朽堕落截然不同,让他眼前一亮,他感慨地说:

“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以上为陈嘉庚先生原话,时陈先生67岁。在延安时候陈嘉庚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经党解释工作,陈嘉庚才理解不提。陈嘉庚先生此后和主席一生至交,终生不渝。

他在延安只待了8天,就作出精确的判断

我们今天,更应该深深去体会陈嘉庚先生的话,去思考毛主席当年领导的共产党为什么具有那么崇高的威信?

全国劳苦大众为何那么不畏艰难险阻,前仆后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凡事能够真正做到“令行禁止”?

这首先在于毛主席真正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比天还大,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确实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始终拥护蒋介石把持的南京政府,但抗战期间,他却逐渐由拥蒋转变到坚决反蒋,进而成为中共的支持者。这其中有什么隐秘内幕?

募捐数亿巨款充当军政费用,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

1936年,南京政府为了庆祝蒋介石50诞辰,请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购买飞机祝寿。最初,只希望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侨捐10万元购买飞机1架。但是陈嘉庚领导的马来西亚华侨的“购机寿蒋会”,竟募得国币130多万元,可购飞机10架(当时新加坡币60多元等于国币100元)。虽然当时陈嘉庚的动机是爱国,目的是要加强中国空军的力量,以抵抗日本的侵略,但亦可看出他当时是拥护蒋介石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奋起抗日。这时,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募捐巨款,支持祖国抗战。仅1938年和1939年两年就募捐国币达1.5亿元,加上1937年和1940年两年的捐款,总数近3亿元。除此以外,陈嘉庚还在南洋主持劝捐购买“救国公债”的工作。1938年,仅在马来西亚就募购公债1500万元,又为宋美龄任主席的重庆“难童保育会”和“寒衣募捐会”在马来西亚向华侨募捐500多万元。

据1940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军费为18亿元,同年华侨汇回祖国之款达11亿元,其中捐款约占10%,而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陈嘉庚曾经指出,按世界银行发行纸币的通例,1元基金可发纸币4元,当年华侨所汇11亿元的外汇,可发纸币44亿元,除交还侨眷赡家费10亿元外,还有34亿元可充当军政费用。

1940年3月,南侨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视察团”回国慰问抗战军民,陈嘉庚也在当月下旬,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蒋介石政府因为陈嘉庚在华侨界有巨大的号召力,特别是因为陈嘉庚领导华侨筹赈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把他视为“大财神”,因而把欢迎他回国当作一件国家大事,动员了有关党政军大员欢迎陈嘉庚。国民党当局在蒋介石亲自策划下,对待陈嘉庚的主要手段,最初是“捧”和“拉”,就是挖空心思地捧,千方百计地拉。

为了捧陈,蒋介石在重庆一地即准备了8万元经费,要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以博取陈嘉庚的欢心。不料,陈对这样的奢侈应酬极为反感,他认为在军民艰苦抗战之时,不该如此铺张浪费,并担心引起各地连锁反应,竞相挥霍。因此特地在重庆各报刊登一则启事:“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问团,余实深感谢。然慰问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此举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

蒋介石企图将陈嘉庚拉入国民党,陈嘉庚置之不理

蒋介石认为,如果能把陈嘉庚拉入国民党,不但可以借助这个“大财神”,使他们生财有道,还可以利用他的威望为国民党欺骗和引诱广大华侨。因此,在陈嘉庚到达重庆后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就在一次宴会上宣布:“我们欢迎陈嘉庚先生来共同领导国民党!”

陈嘉庚沉默不语,使朱家骅十分尴尬。老奸巨滑的戴季陶看见陈嘉庚面有不悦之色,赶快起来打圆场说:“陈先生热诚为国家社会服务,入不入党是一样的。”这才缓和了宴会上的紧张气氛。他们原以为当场给陈一顶“高帽子”,就不难把他拉入党内,哪里知道陈嘉庚不上他们的圈套。

蒋介石听说陈嘉庚平素简朴,所以在嘉陵新村特地只用了四五样菜加些面包招待陈嘉庚和慰问团,以标榜其所谓“新生活运动”。但重庆达官贵人们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情形,瞒不过陈嘉庚的眼睛。在重庆,最令他不满的是蒋介石政府要员的贪污营私。嘉陵新村富丽堂皇的大官私邸使他极为惊讶,当他听说那座宏伟新颖的嘉陵宾馆是孔祥熙私人所开时,起初不大相信,后来孔承认确是他所开办,使陈嘉庚为之愕然。

陈嘉庚虽然对重庆许多现象感到失望,但是中国什么地方有光明,他当时还看不出来,所以寄希望于蒋介石改革弊政,使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在重庆出席了许多大会,如国民党参政会的欢迎会、重庆军政民各界联合的欢迎会、政府各机关欢迎慰问团的宴会等,也和许多重要人物谈过话。他在这期间的发言,主要是报告华侨支持抗战的情况,询问我国抗战中的军事和经济等问题,尤其是关心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抗战到底,对于蒋介石政府贪污腐化还不曾公开提出抨击,只是闷在心里。

当时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曾特地去访问陈嘉庚,邀请他参加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欢迎茶会。陈嘉庚在茶会上问起如果想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应该从什么地方去,需要多少天,路上交通如何?叶剑英说,先到西安,去找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他们会将您送至延安。

不久,毛泽东从延安发来一封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到延安访问。陈嘉庚欲访问延安的消息,给了蒋介石很大的震动。于是国民党对待陈嘉庚,除了“捧”和“拉”,还加上了“防”,就是千方百计防止他与中共接触,更要防止他倾向中共。

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嘉庚由重庆到成都的时候,蒋介石知道他将赴西安,特地赶到成都,立即发出请柬,请陈参加一个规模盛大的宴会。

宴会结束时,还约陈第二天共进午餐,并在第二天早上派人送来正式请柬。这一餐午饭,蒋还叫夫人宋美龄作陪。

席间,蒋问陈:“陈先生要从成都到哪里?”陈答道:“要到兰州和西安。”蒋又问:“还要到什么地方?”陈老知道蒋的用意,就老老实实回答:“如果有车可以到延安,也想去。”于是,蒋介石极力阻挠陈嘉庚去延安。但是,陈回答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一定要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汇报。”

蒋介石见陈嘉庚坚持要去延安,没有理由阻碍他,又不好引起这个“财神”反感,只好说:“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

陈嘉庚从西安到延安的时候,八路军办事处派出大、小汽车各1辆,还派来主管招待工作的蒋处长陪同。

临行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一位寿科长又匆匆赶来,说省政府派他送陈老去延安,并要陈老与他同车。这个寿科长正是蒋介石派来负责监视陈嘉庚行动的。就在陈嘉庚到达延安的第二天,一个细节深深感动了他,陪同他前往延安但与他不同车的八路军办事处蒋处长去见他,交给他一封“控诉书”。原来这封责骂中共的“控诉书”写明要交给陈嘉庚,所以他带来照交。

陈嘉庚在延安的8天中,毛泽东与他谈了几次话,朱德也陪他参观了一些地方,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欢迎会。陈嘉庚这一次访问延安的结果,发现了当时黑暗的中国有了一片光明,看到中国出现了救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屡有风闻而未知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黑白……直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庆祝也。”

蒋介石鼓动南洋华侨反对陈嘉庚,促使陈蒋决裂

1940年7月底,陈嘉庚由重庆乘飞机赴昆明,然后经贵阳、广西、湖南、广东、江西、浙江再到他的家乡福建。当他离开重庆时,朱家骅代表蒋介石去送行,并说蒋介石要派王泉笙陪陈嘉庚到西南各省视察,陈嘉庚意识到蒋的用意,在昆明写了一封信给蒋,信里直言不讳地指出蒋派王泉笙来陪他视察,无非是要监视他,怕他沿途说中共的好话;并警告蒋介石:“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所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

由于陈嘉庚戳穿了蒋派王泉笙陪行的阴谋,蒋只好命令王泉笙终止出发。国民党当局不但害怕陈嘉庚在西南各省发表他的观感,更担心他回到南洋汇报中共的光明磊落和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于是,对待陈嘉庚的手段,在“捧、拉、防、骗”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字:“打”。陈嘉庚视察浙江金华时,收到一位可靠朋友从重庆给他的信,说国民党当局决定对他实行3项阴谋:

一、以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名义打电报给西南各省当局,命令他们注意陈嘉庚的行动。二、命令新加坡总领事馆向英国殖民政府提出交涉,要求禁止陈嘉庚回新加坡,说陈嘉庚和中共亲善。三、派吴铁城到南洋,鼓动华侨反对陈嘉庚。

陈嘉庚在家乡视察的日子里,亲眼目睹了福建国民党官僚假借“战时统治经济”的名义,垄断粮食、交通等业,残酷地剥削人民,米价昂贵,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陈嘉庚自忖要求蒋介石改革福建弊政未必有效,但他不忍看见人民的惨遇,所以一连几次致电蒋介石,蒋却久久不予答复。直至陈嘉庚要回新加坡,路经云南芒市时,才接到蒋介石一封复电:“来电悉,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务外扬。”

陈嘉庚对蒋介石这一复电的评语是:“护恶讳疾。”至此,他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不抱任何幻想了,而对蒋令人勾结英领事驱逐他,又派人鼓动华侨反对他的这一卑鄙行径,心中感到极大的反感和厌恶,于是决心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分道扬镳……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呼声极高。当时,香港的进步报纸《华商报》特地请陈嘉庚题词,陈嘉庚针对“还政于民”的呼声,出人意料地题了如下几句:“还政于民,谋皮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

陈嘉庚为什么给当时“还政于民”的呼声泼冷水呢?这是因为他在与蒋介石的接触中,早就看出了蒋的真面目,认定蒋要消灭中共的阴谋不会取消,也决不会让出他的独裁政权。陈嘉庚听说毛泽东要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曾打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到重庆去。

“蜀道崎岖,忧心如捣”,正是表达了陈嘉庚当时内心的焦虑和对代表了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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