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在书堆周叔弢实业大家与藏书的不解之缘东至县周叔弢信札-吸收财讯

醉在书堆周叔弢实业大家与藏书的不解之缘东至县周叔弢信札

后又因此书以廉价获得,有如拾得,故又取为“拾寒堂”。还有“陶陶室”,乃是因典藏有宋版《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这两部书由海源阁流出,他先购得《陶渊明集》,后又以4000元的天价购得《陶靖节先生诗》。

【吸收财讯】升困井革鼎震继 -> 生活中的周叔弢更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他懂书、爱书、惜书、藏书、捐书,一辈子与书为伍。历史学家来新夏这样说:“他虽然地位高、又富有,但是既无官气,又无商气,看起来温文尔雅、完全像个老书生。”

周叔弢:实业大家与藏书的不解之缘

周叔弢(1891-1984),中国古籍收藏家,文物鉴藏家。原名暹,字叔弢。安徽东至县人,曾任唐山华新纱厂、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解放战争时期,周叔弢赞同中共和平建国、召开新政协的主张,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当周叔弢沿着祖父、叔父创办的实业之路一路走来之时,人们熟知的是他“民族资本家”的一面。然而,生活中的周叔弢更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他懂书、爱书、惜书、藏书、捐书,一辈子与书为伍。历史学家来新夏这样说:“他虽然地位高、又富有,但是既无官气,又无商气,看起来温文尔雅、完全像个老书生。”

实业救国梦

周叔弢生于一个官宦书香之家,祖父周馥曾官至两广总督,父亲周学海曾中进士,精研医学,有著作传世。出生在这种家庭,他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不言自明。先生曾回忆说,儿时虽不敢擅入父亲的书房,但父亲爱读书、喜藏书的习惯却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他。那时完成私塾老师布置的功课后,他有两个最大的嗜好,一是“胡乱读一些闲书”;二是逛书店,他是扬州辕门桥的三家书店的常客,总是三天两头买上几本石印的廉价书带回家。没曾想这两个“嗜好”,竟成了他一生追求的基础。

他曾多次对人说过,19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廉价收到了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集》,当时他激动万分,像获得了宝贝一样兴奋得睡不着,这激起了他以收藏善本古籍为终生职志的决心,从此以后矢志不渝,用毕生精力搜罗善本古籍达4万多册。

周叔弢:实业大家与藏书的不解之缘

元刻本孝经一卷 唐玄宗李隆基注 周叔弢藏

虽然下定决心努力收藏善本古籍,但周叔弢又不能整天奔走在书店里。因为父亲周学海淡漠仕途,不善交际,唯好读书,他不能再依靠别人。这时,他看到四叔周学熙致力于北洋新政,并出任财政总长,创办了直隶工业局、银元局、官银局、中国实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而且四叔还因兴办启新洋灰、滦州煤矿、华新纺织、耀华玻璃等公司,而被国人尊为“北方实业巨头”,周叔弢心中充满了敬佩。于是,1912年,他怀着美好憧憬,离开生活了21年的古城苏州,开始了他漫长而又艰辛的实业经营之路——1919年任青岛华新纱厂常务董事、1925年任唐山华新纱厂董事、经理,之后在天津创办华新纱厂并任经理。接着,又在滦州矿务、启新洋灰、耀华玻璃等公司任职。由于周叔弢办事投入而认真,在所有任职过的企业里,他都得到了前辈们的器重。

他原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没曾想日寇的铁蹄一下踏碎了他的“实业救国梦”。1936年,天津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吞并了天津和唐山的华新纱厂,他终于明白单纯的实业救国之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但周叔弢依然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终愤然离职。

人能笃实,自有光辉

虽然周叔弢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经营企业,收入不菲,但是他经常告诫子女,说他“没有什么钱”,希望子女长大要自立,要自己养活自己。尽管是“没有什么钱”,但他却乐于支持子女上学,尤其支持子女买书。周叔弢认为长子读“四书五经”已很多了,但可能还有未读到的,就给他买了一部陶兰泉刻印的《八经》,并题上字。然后又给次子买了一部马叙伦著的《庄子义证》,并题字说此书偏于讲解字义,便于初学。周叔弢的小儿子周景良在读中学时,因为喜欢《论语》,周叔弢就给他买了一部十册的《论语经正录》。他还给三个最小的子女买了二百本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他用满屋子的书感染着子女,希望他们成为敦厚、朴实的读书人。周景良回忆,“我父亲在给大哥的信中曾说:‘人能笃实,自有光辉。’这种精神影响了我们一辈子。”

周叔弢爱书、懂书、会藏书,同时拥有良好的读书习惯。这些习惯不仅影响了他的子女,在他人看来,也值得每一个读书人谨记。

据周景良回忆,父亲藏书非常讲究洁净、完整。他在买书时,同一本书要买好几套:收藏一套;自己平时阅读一套;送给子女一套;送给朋友一套等。他看书之前,总是先把书桌反复擦干净,再把书平放在桌上;或者用一只手轻托书脊,端坐阅读。周叔弢告诫子女,读书时要牢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说的“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作夹刺”的名言。而他自己每当看到有的人看书不知爱惜,揭页时用指甲斜着硬划,或者蘸了唾沫去翻书,都心痛不已。

海源阁

周叔弢在国内采购善本,多利用有关藏书目录。其中,著名的就有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藏书。

1927年后,杨以增的子孙陆续将海源阁藏书在天津、北平出售。周叔弢仔细地读了海源阁《楹书隅录》、《续录》,其中著录有宋元秘本268种,他过眼的有191种,还有77种未见到。周叔弢非常关心这些本本的走向,生怕它们流出国内,于是周先生竭尽全力,不顾家庭生计,负债寻之。从1927年于文在堂得宋本《南华真经》始,到1948年,他先后搜得海源阁珍本58种。

现有周叔弢所藏的山东省图书馆编《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封面就写有他所持有的秘本,他还在书目里的各条书名上均分别作有单圈、双圈等记号,且书名下写有旁注,如《宋经进本书集版六卷八册一函》,注“江西本,字体似建本,半叶十行十大字”。由此可知他对书目的用心审读。

周叔弢:实业大家与藏书的不解之缘

明嘉靖十一年重刊嘉祐集十五卷 苏洵撰 周叔弢藏

对于海源阁秘本,他极为关注,也很熟悉。1934年,他见到宋元旧刻的张有《复古篇》,大为惊喜,盖此书“传世极鲜,诸家书目所著录者多为钞本”,经查核方知此乃海源阁流出,当即收购。

周叔弢对于其他诸家藏书目录,如李盛铎《木犀轩藏宋元本书目》和傅增湘的《双鉴楼善本书目》,也仔细查阅,按图索骥。他说木犀轩“李氏所藏宋本,或不止此,若以值论不及双鉴楼也;举秘之本,不过十余种,余皆易主更减色矣”。清毛康《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是周叔弢常备用的一种书目,他说:“汲占阁藏书极富,今世所传宋之旧椠,每有毛氏藏印,倘能汇而编之,为汲古阁传世书目,亦盛事也”。

周叔弢也阅读、收藏英国文学书籍,如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原版本的译本。他选购此类书籍,也是从一部相似于《书目答问》的目录作挑选的。

收藏善本,自订“五好”标准

周叔弢自己的藏书室都典藏善本珍籍,其起名也自然都与之有关。如“自庄严堪”,起自明版《楞严经》,亦自《楞严经》“佛庄严,我自庄严”而来。“寒在堂”,得自于清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南宋杭州刻本《寒山子诗集》,后又因此书以廉价获得,有如拾得,故又取为“拾寒堂”。还有“陶陶室”,乃是因典藏有宋版《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这两部书由海源阁流出,他先购得《陶渊明集》,后又以4000元的天价购得《陶靖节先生诗》。

周叔弢为收藏善本,特别是海源阁散出之书,呕尽心力,在这些本本中,不少是名人校跋的宋元刻本,如清钱谦益跋、宋淳熙刻本《新定三礼图集注》,而更多的是古籍界奉为圭臬的顾(广圻)校、黄(丕烈)跋的宋元刻本,竟有68种。周叔弢在缪荃孙编《荛圃藏书题识》的扉页记:“建德周氏所藏黄荛圃题识书目,未补入此本者,以点识之。” 周叔弢一生收藏多是宋元刻本。据1985年冀淑英编《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就录有他曾收藏的经史子集726种,其中宋版书64种(含抄本1种)、金版书2种,元版书45种(含抄本1种)。顾廷龙在《自庄严堪勘书图跋》中称“五世丈周叔弢先生藏书之富,夙与李氏木犀轩、傅氏双鉴楼鼎峙海内”。

周叔弢收藏善本,也颇讲究书质、品相及其文化价值,为之还自订标准:一是刻版好,犹如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二是纸张好,好似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三是题跋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四是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五是装潢好,就像一个人衣冠整齐。此“五好”标准,最低亦须具备一二。至于俗书滥印等,则宁从割合,不予收藏。周叔弢曾以高价收购了一批颇似敦煌文书、经卷一类的东西。后经仔细研究发现是用双钩填墨的赝品,遂当着众人的面将其付之一炬,以警世人,并说,这种东西不可留在世上再骗人。

当然,周叔弢购书也有憾事。1931年,杨氏后人杨敬夫出售宋监本《毛诗》,价8万元;1938年,杨又出售金刻本《通鉴节要》,周均以财力极绌,已入不敷出,而徒嗔奈何。见于日伪时期,周叔弢生计不足,在1942年卖出明版书100种,为此,他在出售前夕,自编《自庄严堪明版书目》,以志纪念。

藏书佳话

周叔弢深知可恶的日本帝国,不仅想掠夺中国的物质资源,同时更想得到中国文化的精粹,而身为中华儿女的他,也时刻准备倾尽所有为国效力。

在周叔弢早期的收藏里,元树台岳氏本《左传》为古籍精品,但遗憾的是还缺少一卷。为此,他多方搜寻十数载。后得知,此卷为嘉定徐氏所收藏,他遂托友人傅沅叔与徐氏洽商。但听说是周叔弢要购买此书时,徐氏便将价钱定得极高,周叔弢只得作罢。1944年,徐氏后人拿出此书在北平求售,得到消息后,周叔弢追至北平。但徐家不是说书已售出,就是时时提价,双方最终未能谈妥,周叔弢再次抱憾而归。此时,他很担心书的去向,尤其怕落到日本人手里。1946年,他通过侄子转托孙静庵与徐家洽谈,并一再嘱咐对方“千万不要说是我要买”。孙遂以请徐氏鉴定旧玉器为名,相约中孚银行,玉器鉴定后,孙“无意间”提出想买那本书。徐氏知道他一向不问版本,便半开玩笑地说要一两黄金,孙急忙答应并当即付了金子,徐氏当着众人的面不好反悔。第二天将书送到孙家时,徐氏还再三追问是否代他人购买……书拿到手后,周叔弢兴奋地翻着书,连声说:“亏了静庵,值得,值得!”多年后谈及此事时,他仍兴高采烈道:“珠还剑合,缺而复完,实此书之厚幸,岂仅予十余年好古之愿一旦得偿为可喜哉!”

痴于校勘

周叔弢藏书,也写有大量题跋。这些题跋大多是写此书的收藏由来、版本价值,但也多有谈及校勘的。他的题跋写得相当认真,凡所校之书,多是先工笔写在夹条里,再将夹条校语过录在校本中,每校定一本,有时还写有一段识语,经验之谈。

几十年里,周叔弢常从友朋处借阅善本作校勘。1926年,他校勘商务印书馆四部丛书刊本《元氏长庆集》,借用了明弘治杨氏钞本《元氏长庆集》:“与此本对勘一过,多所是正,并补卷十第五、六两页,集外诗十篇。其用朱笔者于当字下注一朱字以别之。自卷二十七购以后,校正渐稀,益多误字,过而存之,亦校书之成法也。钱杨两跋并录于书之前后,以法源流云。”如此校勘,足见好处,这才是校勘之道也。

周叔弢校勘极为认真。1929年,在友人处借得海源阁旧藏宋小字本《孟东野集》,校勘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明弘治本《孟东野集》,整整耗尽了4天。他很有体会地在识记中说:“宋本版刻精雅,字体不…,缺笔至‘慎’字止,脱误甚多,然因其形声以求之,可十得八九,较之无知妄改远失本意者,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同年,又为唐初《杜审言诗》的两个版本分校,一是以海源阁藏宋本校勘清康熙内府刻本,“宋本每半页十行,每行十八字,为顾大有旧藏,余所得渚杨氏杜诗刻各家书目,皆不载。书为海内副本也”。一是与友人从北平携来的明活字本,“取校一过,佳处每与宋书棚本合,盖源出宋刻,故为书林所称。视惟以五七言分体紊乱,旧序乃明人刻书之恶习,不足怪矣。活字本每半页九行,每行十七字,亦与宋本不同”。

周叔弢很喜欢校勘,还常向图书馆借阅善本。1933年,获宋许涧《虎钤经》后,他还特地设法由北平图书馆借来明刻本,“对勘一过,补正甚多。此本刻印亦颇清朗,乃令人有刻如不刻之叹”。

正因为周叔弢作校勘很有成绩,颇为行家称赞,傅增湘曾说:“若吾叔弢者,既如任肪之多藏异本,复兼子才之善思误书,墨庄艺圃之中英绝领袖者,非子而谁属耶?”

捐书

周叔弢早年就有“藏书于己、捐书于国”的理念,不把所藏书籍视为私家之物。他曾说过,“余素不愿与公家争书”。

1949年,天津解放后的春天,刘少奇同志雪夜造访周叔弢,坐在周府书房里品茗交谈,像学生般地讨教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与经济问题。周叔弢也感动地发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就提出的“劳动神圣”、“双手万能”的高见,请共产党一定要记住中国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表示了对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十六字方针的拥护。新中国的开国盛典,他被选为工商界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又以花甲之身当上了天津市的党外副市长。

既是国家的主人,又是政府的领导者,自己该做些什么呢?这是周叔弢当时想得最多的问题。他大半生在天津度过,因而与南开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周氏家祠“孝友堂”藏有珍贵书籍数万册,皆为古代珍藏本,周叔弢出于爱书之心,很想把一些书籍捐赠给国家和人民。在他的积极动员之下,经过居住在天津的阖族公议,周叔弢终于在1950年,将家祠“孝友堂”收藏的三百八十余箱、约六万余册书籍捐赠给南开大学,其中包括明刻本《南藏》及百余部丛书。四年后,他又把精心收藏的中外文图书3500余册捐献给南开大学图书馆。这些书成为了南开大学师生们学习研究中重要而珍贵的资源。

周叔弢:实业大家与藏书的不解之缘

周叔弢先生捐赠信函

周叔弢于1952年,将最珍罕的宋、元、明代的刻本和抄、校本715种、2672册图书捐献给国家,现收藏在北京图书馆。1955年,他再次将清代善本书3100余种、2.2万余册捐献给国家,现收藏在天津市图书馆。

他最后一次捐书是在1982年,当他将1800余种、9196册善本书和1262件文物,分别捐给天津图书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时,面对这位92岁高龄的老人,人们心里涌出的崇敬之情已无法用语言表达。

周叔弢的爱国义举,受到国家的褒奖和人民的爱戴。1980年,为庆祝周叔弢90寿辰,北京图书馆将他的藏书题识编辑为《弢翁藏书题识》,天津图书馆编订了《周叔弢先生捐赠藏书目录》。周叔弢用颤抖的双手,捧起精装烫金版本的《周叔弢先生捐赠藏书目录》,激动地说:“我拿着这本精装书目,心情激动,回想自己在70多年的藏书生涯中,常为搜求到一本好书而感到其乐无穷,如今我为这些书来之于人民,又归之于人民,得到了最好的归属、最好的主人,无限欢快,非昔日之情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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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醉在书堆

醉在书堆

清朝文人张英说:“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闲适无事之人,镇日不观书,则起居出入,身心无所凄泊,耳目无所安顿,势必心意颠倒,妄想生嗔,处逆境不乐,处顺境亦不乐。”

俄国作家高尔基则说:“读了一本书,就像对生活打开一扇窗。”

书房安排在绿意盎然的一边,可以隐隐听见山风剪灭,细雨淋窗,满山美景,鲜花奔放,酣畅淋漓。坐在明式太师椅上,揽山阅读,情趣毕现。

“盛暑持蒲,榻铺竹下,卧读坛经;树影筛风,浓荫遮日,丛竹蝉声远远续续蓬然入梦。醒来命取展榔发,汲石涧流泉,烹云芽一啜,觉两腋生气;徐步草玄亭,芰荷出水,微风清香,鱼戏冷泉,凌波跳掷。”已然是我现在生活的写照。

山风徐徐,想的尽是些风花雪月。野菜一书,读来做个大掌厨,炒几盘山野佳肴飨嘉宾;绿建筑,把顶楼园地读成梦幻花园;森林浴,读出富氧的醒脑效果。

不再把钱视为人生唯一时,时间便这样腾了出来,得以在园花盛开、叶很青郁的幽光中,阅览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典散文,把鲁迅、沈从文、巴金、萧红、张爱玲、萧干一一映成春絮上眼眸,夹着烟黄树色,翠绿横流,倒也惬意无比。

林语堂在他的《翦拂集大荒集·论读书》一文中提及:“读书必以气质相近,而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一位气质与你相近的作家。这是所谓读书必得力一家,不昏昏脑,听人戏弄,庄子亦好,荀子亦好,苏东坡亦好,程伊川亦好。一人同时爱好庄荀,或者同时爱上苏程是不可能的事。找着思想相似的作家,找着文学上之情人,心胸中感觉万分痛快,而灵魂上发生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

看来阅读一事,不该只是流行与潮流的汇集,人云亦云,浪读一气,该读一些与己品位相投者的论述才是,比方说:萨依德的《知识分子论》、巴里·布赞的《时间笔记》、梭罗的《梭罗全集》、曼古埃尔的《阅读史》、蒙田的《蒙田随笔》、聂还贵的《雕在石头上的王朝》……

开卷有益,是古人奖励读书的一种说词,而今想想,似乎就不那么精确了,因为以前的人出书不易,因此非好书不出,出书者必须是大师,便开卷有益了,如今出书太易,作者的程度与常人无异易,开卷就未必有益了。

曾国藩在他的家书中提及,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这三项要义,到目前为止,还是顶管用的,尤其是有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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