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的起源旧约利未记隔离期quarantine40天传染病隔离是谁发明的

【吸收财讯】蹇解损益夬姤萃 -> 文章来源:Paul S. Sehdev, “The Origin of Quarantine,”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Volume 35, Issue 9, 1 November 2002, pp.1071–1072.译文原题《隔离的起源》,原刊于微信公众号“瑶湖读史”(jxnuhistory),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隔离的起源:“隔离期”(quarantine)即40天

《我们应该让他进来吗?》,这是一幅政治 漫画,要求防止船只将黄热病带入纽约,尤其是从加勒比海来的船只。载于《莱斯利新闻画报》,1878年9月。

在现代,这幅漫画中的黄色旗帜被用来表明正在进行对黄热病的隔离检疫。虽然用旗帜表明隔离是晚近的现象,但是将病毒感染者与未感染者分隔开的做法自古有之。其中最早提及这一现象的是《旧约》。《利未记》第13章的开篇就讲到,任何人感染了麻风病,就是不干净的,就必须在营地之外居住。《民数记》第5章规定了一项义务:把患有严重皮肤病或者漏病的人赶出营地。然而,这些早期的记录中没有使用过“隔离”(quarantine)这一词语。那么,这个术语是如何成为现代词汇的一部分的?这个答案可能在欧洲黑死病的历史中找到。

从14世纪中叶开始,瘟疫不断席卷欧洲。在1347年疫病传播到南欧后,瘟疫迅速蔓延,1350年,传播至英格兰、德国和俄罗斯。据估计,在这段时间里,欧洲有三分一的人口死亡。疫情造成的深远影响导致极端的防控措施出台。例如,1374年,雷吉奥的博纳尔子爵宣布,感染瘟疫者一律赶到城外,在那里死去或者康复。

繁忙的地中海海港城市拉古萨(即今天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市)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当首例黑死病患者出现后,该城的首席医生帕多瓦的雅各布建议,在城墙外设立一个地方,用于治疗患病的城镇居民和前来寻求治疗的外来者。这些建议是基于一种早期的传染病理论,提倡将感染者与未感染者分开。不幸的是,这些措施作用有限,促使城市大议会采取更激进的策略,以阻止疫情的蔓延。

1377年,大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一个“trentino”即30天的隔离期限。这项法令的四项原则是:(1)来自鼠疫疫区的居民或旅客,除非自行隔离1个月,否则不得进入拉古萨;(2)拉古萨中的任何人不得进入隔离区,否则予以留守隔离区30天的处罚;(3)除非大议会指派照顾被隔离者的人,其他人不得不携带食物给被隔离者,否则予以1个月留守处罚;(4)不遵守这些条例者,予以罚款并隔离1个月处罚。在接下来的80年里,马赛、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相继出台类似的法令。此外,在这段时期里,隔离期从30天延长至40天。故而,隔离期称呼从“trentino”改为“quarantino”。这个词源于意大利语“quaranta”,意为“40”。

将隔离时间从30天改为40天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有的学者认为,它之所以改变,是因为较短的时间不足以阻止疾病传播。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改变与基督教对四旬斋节的遵守有关,这是一个40天的精神净化期。还有一些人认为,40天是用来反映其他圣经事件所持续的时间,比如大洪水、摩西在西奈山的停留,或者耶稣在荒野的停留。也许实行40天隔离源于古希腊的“临界日”学说。该学说认为,传染病在接触后40天内发病。尽管改变隔离时间的根本原因可能永远不为人所知,但是,隔离40天所包含的基本理念仍然存在,并成为现代隔离实践的基础。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在继续,并且已经传播至多个国家。面对这一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一个控制疾病传播的古老方法:隔离。隔离的做法最早见于《旧约全书》,其中几节提到了应当对麻风病患者进行隔离。早在科学家发现微生物才是导致该疾病的实际原因之前,许多古代文明就依靠隔离病人来阻止疫情。从古希腊时代直到近代,在缺乏疾病治疗手段,且公共卫生措施匮乏的时期,医生和官员们就开始采取隔离措施,以遏制疾病的蔓延。

从1月下旬开始,武汉及周边地区已经采取了各种隔离的措施,以防止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向外扩散。许多航空公司的航班也取消了。这些的隔离方式都是为了阻止疾病传播,与历史上的隔离手段一脉相承。

防止传染

疾病隔离的含义最初是指“拘留和分隔可能携带传染病的人”。如今,隔离意味着一段与患有传染病的人或动物,或者那些可能接触过该疾病但尚未染病的人或动物分隔的时期。虽然在历史上,隔离可能是一种自我强制,或自愿脱离社会的行为,但从近代以来,隔离已经成为卫生当局强制执行的措施。

麻风病在《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都有提及,而这也是第一个有记载的采取隔离手段的疾病。在中世纪,由天主教会管理的麻风病人居住地在世界各地纷纷出现。尽管麻风病的病原体麻风杆菌(Mycobacterium leprae)直到1873年才被发现,但其能严重损伤皮肤,而且难以治愈,导致许多文明错误地认为这种疾病很容易传播。实际上,麻风病为低度传染的疾病,约95%的人口有自然免疫。

发生在14世纪的一场大瘟疫催生了现代隔离检疫的概念。黑死病于1347年首次出现在欧洲。在四年的时间里,它在欧洲杀死4000万到5000万人,在世界范围内杀死7500万到2亿人。

1377年,在古称拉古萨(Ragusa)的海港,也就是今天克罗地亚南部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发布了一条名为“trentina”——源自意大利语的“30”(trenta)——的法令,称来自鼠疫高发地区的船只在靠岸前必须在海上停留30天。据推测,在等待期结束时,任何在船上依然保持健康的人都不太可能传播疾病,因此被允许上岸。

后来,30天的停留期被延长到40天,由此产生了“quarantine”(隔离检疫)一词,来自意大利语中的“quaranta”(40天)。第一部强制执行隔离检疫的法律正是在拉古萨实施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隔离检疫的性质和规则出现了变化。港口官员在允许旅客入境之前,会要求他们证明自己没有去过疾病严重爆发的地区。在19世纪,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隔离检疫被滥用,促使许多人呼吁召开国际会议来规范检疫措施。19世纪初的霍乱流行也清楚地表明,当时各国缺乏统一的隔离检疫制度。

美国的隔离案例

自1793年费城爆发黄热病以来,美国也曾出现过多次严重的流行病。一系列的疾病爆发促使美国国会在1878年通过法律,授权联邦政府介入隔离检疫。1892年,霍乱传入美国,促使美国政府采取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

在美国历史上,将个人公民自由与保护公众对立起来的隔离案例,最著名的可能要属玛丽·马伦(Mary Mallon)(又被称为“伤寒玛丽”)的故事。这位爱尔兰移民于1883年独自移居美国,20世纪初,她在纽约市内担任厨师。她是一名无症状的伤寒带菌者,自己从未感到不适,但却把这种疾病传播给了雇佣她的家庭。

美国公共卫生机关的工作人员逮捕了玛丽,并将她隔离在纽约市的北兄弟岛。三年后,玛丽被释放,她也承诺不再从事任何与食物有关的职业。然而,她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又在纽约的斯隆医院掌厨,继续传播疾病。最后,玛丽被公共卫生机关再次逮捕,回到了北兄弟岛,在那里孤独地度过了余生。

更近的案例发生在2007年,美国的公共卫生官员隔离了31岁的亚特兰大律师安德鲁·斯皮克(Andrew Speaker),后者患上了一种耐药的传染性肺结核。然而,这位律师并没有安心隔离,在知道自己感染并可能传播这种结核病的情况下,他还是与未婚妻前往欧洲举办婚礼。这也引起了国际关注。由于担心在意大利被隔离,斯皮克经过一番周转回到美国,最终在边境被联邦当局逮捕。他被隔离在丹佛的一家医疗中心,并在那里接受了治疗。在确认不再具有传染性之后,医疗中心将斯皮克释放。不过,他被要求在每个星期中的5天向当地卫生官员报告,直到治疗结束。

直到今天,隔离依然是一种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可以限制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不仅包括冠状病毒,还包括埃博拉、流感和SARS等。曾经关于隔离的污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除,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隔离不仅对社会有好处,可以将传染性个体与普通人群隔绝,同时也有利于对患者的治疗。

从国家法律的角度,限制个人旅行自由和强制医疗都是非常严肃的决定。隔离并非万无一失,但对于致力于阻止传染病传播的公共卫生官员来说,这是非常有用的手段。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