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首次电视讲话疫情下德国暴风雨前的平静Barbara Schnyder博士-吸收财讯

默克尔首次电视讲话疫情下德国暴风雨前的平静Barbara Schnyder博士

它会导致一个很严肃,但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很多人看德国社会的视角一开始就是不完整的(请再次注意,我是指关于德国社会的报道,千万不要粗心地读出弦外之音。大家尽可以回顾一下过去五年的相关重要社会新闻报道)。

【吸收财讯】都说德国的硬件设施好,医疗条件过硬,不知道为啥那么喜欢截胡人家的口罩呢?-> 导读: 通过近日对华语媒体关于德国疫情的报道以及对各处信息源的观察,再次验证了我多年前做出的一个判断。德国媒体和华语媒体对德国新闻报道的差异(请注意,我说得是指对德国社会新闻的报道。请不要粗心地读出弦外之音),导致我们对德国的认知和理解也出现了偏差。它体现在哪里?德国医疗体系真的会立即崩溃吗?战胜疫情的秘密武器是呼吸器还是口罩,或另有原因?

正文1

希望所有在德国生活,工作或学习的华人回顾一下过去几年华语媒体的报道。比如右翼问题。大多数华语媒体只会把注意力放在右翼游行上,有意无意地忽视反右翼游行。大家应该还记得难民危机后的“贝吉塔“(Pegida)游行。相对比,华语媒体只会关注有多少人参与右翼游行,但很少报道旁边的反右翼游行。通常情况下,参与反右翼游行的数量都是右翼游行数量的几倍、十倍,甚至百倍以上。当这些信息都被忽略掉后,很多人会得出以下终极结论: 德国右翼(终于)抬头啦!

这符合真实情况吗?不符合。我们倾向于把焦点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点上,反而忽略大局和整体状况。华语媒体很少,或者不会报道德国的反右翼游行。反右翼背后是公民社会的体现。但可惜我们不习惯做后期报道。它会导致一个很严肃,但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很多人看德国社会的视角一开始就是不完整的(请再次注意,我是指关于德国社会的报道,千万不要粗心地读出弦外之音。大家尽可以回顾一下过去五年的相关重要社会新闻报道)。

科隆大规模性侵事件没有后期报道。

德国版MeToo运动没有后期报道。

德国版仇恨言论没有后期报道。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所有德国社会起到影响深远和塑造功能的新闻都缺乏完整的后续报道。换句话说,很多华语媒体对德国社会的分析都建立在不完整和不连贯的信息上。最终必然导致多数人以局限性的视角看待完整的德国社会以及进展。在此次疫情面前亦是如此。我们并没有或不习惯充分地把相关因素都考虑在内。很多人依然用中国式思维评价、批评和衡量德国。我们意图让德国成为我们心想象中的德国,而不是德国人的德国。

长期以来,我发现不少人宁可更多地关注右翼问题对德国社会所带来的缺点,时不时地将其放大,也不去重视和思考公民社会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更多实际优点。多数人更在意自己曾是右翼的受害者,反而容易忘记自己一直都处于公民社会的受益者。很多人对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的理解比较模糊,甚至持否定态度。但德国的现实情况告诉我们,忽略对公民社会的认识,就不太可能真正理解德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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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此次“自二战后最严峻的“疫情危机,有很多文章介绍和分析过德国医疗设施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大部分人只关注我们能看得见和摸得着的地方。但是,此外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的地方却没有被考虑在内。

德国有近两千家医院、近50万张病床(约10万张空病床)、28000张重症监护床(其中有25000台呼吸器,80%已被占)、据医院方面表示,2019年有3500名医生和17000名医护人员的空缺职位、普遍缺安全设备如口罩、消毒液、保护服。德国医生总数是39万,医院医生总数是19,5万(2018年的数据),每千德国人就有4,2位医生(世界排名第11)。冷冰冰的数据通常不会引起情感共鸣。

我们通常认为,德国抗疫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往小处说: 缺重症监护床、缺呼吸器、缺口罩、缺保护服、缺消毒液、缺医生和缺医护人员。往大处说: 政府办事不力,彻底低估了疫情,把一副好牌打得那么烂。

我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它只能局部性解释一个不完整的现状。这是对表面现象的描述,并不是对现实的解剖。我们只是通过肉眼去看,没有用显微镜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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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主观上(中德)差异必须要事先加以说明: 德国人和中国人对某些所谓的问题严重性的理解和判断标准或感知常常是不一样的。

比如,对德国老师而言,在教室授课,老师与学生的最佳比例是1对24(或26)。如果超过30或者更多,会影响教学质量。基于此,在过去多年,德国非公职老师常常上街游行(有公职身份的老师不准游行),抗议政府的不作为,不重视教育,不重尊重老师的职业。在德国老师眼里,这是一个既严重,又严肃的问题。想必生活在德国的华人对这些新闻并不陌生。某些人或许拍胸口说:还是中国老师牛,一个人教60位学生完全没问题。但如果让德国老师在德国教室里教60位学生,结果会如何?我估计他们会立刻罢工,占领总理府。同样一个问题,双方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德国老师如此,幼儿园教师、警察、法官、检察官和医生亦然。一方面德国视乎什么都缺,什么资源都不够,另一方面德国视乎什么都不缺。多年来,所有这些职业或行业代表都在批评政府(联邦政府与州立政府)“太抠“。反过来说,假如把德国医疗体系跟世上其他国家对比,也的确名列前茅。为什么德国明明有这么完善的医疗体系,还会受到批评呢?关键在于细节。世上没有完美的东西,德国人对任何事都能批评或提出所谓建设性的批评。比如医疗体制,他们往往针对体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细节进行批评,而不是全盘否定整个医疗体制。看问题的视角不同,答案可以相反,但同时又可以都是正确的。

如果你时常看德国新闻,你会发现,德国人也经常拿自己不足的地方与别人对比。比如,不少德国教育学家总是把自己跟芬兰和瑞典对比。通过这种对比来批评自己的政府,督促政府提高教育经费。这种案例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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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德国笼罩在疫情之下。最晚到默克尔首次在电视上向她的“子民们“发表讲话后,全国逐步进入大规模抗疫模式。一步又一步,步步向前。既是垂直,也是平面的。

疫情下的德国: 暴风雨前的平静

默克尔的首次电视讲话

如果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近两千家医院就是“战场“,近20万名医生是“一线战士“。现实真的像很多评论员和某些医院代表说得那样,德国“战场“真的那么不堪一击,会迅速崩溃吗?这要取决于实际情况。它既没有像批评者说得那么糟糕,也没有像政客描述的那么完美。华语媒体或不少华人的意见比较两极化,要么很好,要么很坏。我想,真相肯定在这中间。

昨天有一条新闻让我受到启发。刚开始,联邦卫生部部长斯潘恩给医院准备了30亿欧元紧急援助。在现有的28000张重症监护床(其中有25000台带有呼吸器)基础上再增加两倍,达到56000(50000),要求各地方医院把所有暂时没必要的手术延后,把更多的重症监护床腾出来提供给疫情患者。另外,政府还承诺,不让医院的经济状况出现财务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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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潘恩

但是,该建议立即遭到医院方面的强烈驳斥。他们认为,医院将面临严峻挑战,导致很多医院不能正常运行。因此,3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远远不够。后果会不堪设想。

于是,联邦政府把原计划的财政津贴增加到78亿欧元。比如,

1。 假如医院让其他病人延后手术而导致经济损失,政府提供每张腾出来的病床560欧元补贴,每天!!!

2。 针对每次带呼吸器的新增重症监护床治疗补贴,每次治疗补贴50000欧元 (医院医生工会表示依然不够)

3。 从四月份起到六月底,给(医院的)每位病人补贴50欧元的防护装备,如口罩。保护服、消毒液等等。

据统计,仅仅延后手术的政府补贴经费就高达28亿欧元。政府也多次强调,不能让德国医院因此次抗疫而出现财务赤字。

我有一种感觉,其实德国医院(全德国有近2000家医院!)的整体状况并没有他们所说得那么严重。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很愤气愤,有可能是因为政府起初给得钱还没有到位(相对比,政府拿出500亿欧元援助个体户,以及无上限贷款的保护伞,医院只拿了78亿欧元津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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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会说,有那么多钱又有啥用?病毒面前没有爷,大家都是孙子!

还别说,有钱,而且还愿意花,或许真能起到作用。

重症监护床和呼吸器是个硬件问题。可以花钱解决。德国医院也多增加了一万台。尽管如此,德国还拿出了300台呼吸器援助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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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和葡萄牙的重症监护床数量对比

不要忽略,德国重症监护床和呼吸器占人口比例很有可能占全球第一。这绝对是优势。巴登弗尔腾堡州医院愿意接受法国政府要求,帮它治疗几位急需呼吸器的法国病人。萨克森政府也答应意大利政府要求,帮它治疗八位意大利疫情患者。据说病人已经到莱比锡机场。

我们可以提两个问题:

1。如果德国“战场“真的那么不堪一击,巴登弗尔腾堡州和萨克森为何还支持?

2。德国人真的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在德国政客眼里,难道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生命比德国人还重要吗?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是不是存粹的政治把戏?德国是在作秀吗?

如果硬件设备可以通过花钱能逐步解决,但没有足够熟练地操作技能的工作人员,依然只是废铁。医院缺少医生和医护人员的问题又如何解决?临时去哪里抱佛脚?

缺乏人力问题不是今天突然间出现的。它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政府与医院有共同责任。但目前不是追责的最佳时刻。只要我们不把注意力放在当下,今后肯定会看到它的变化或改善。有一点可以肯定,疫情过后,德国社会对医护人员会更加尊重。就像10年前的金融危机那样。银行家的地位和声望事后在民间瞬间一落千丈。道理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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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sten早在三月初就说过,目前德国医疗体系遇到的问题是史无前例的,需要各方的“即兴发挥“(improvisieren)。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德国又有哪几种非常手段可用呢?按照当下情况来看,有三种潜在方案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它涉及公民社会的力量,一种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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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sten, the Super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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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万名医学系大学生在脸书以及其它媒体上自我组织,希望自己能出一份力。目前大约有17000名医学生表示愿意加入。在medis vs。 covid19 (翻译成中文就是: 医学系大学生对抗病毒) 网站上列出了16个州的相关医院信息。搭建这个平台,让需求和供应能走到一起。另外,德国很多城市大学医学系学生也纷纷在脸书上建群,哪家医院需要人手,他们就去哪里协助。这是医学系学生的公民意识。没有人强迫他们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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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个题外话,联邦卫生部部部长原本想通过法律的形式强制性让他们参与抗疫。可能是他看到这些学生的积极性后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结果如何,有待观察。无需急着“打别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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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卫生部部长斯潘恩曾表示,除了让医学系学生协助医院以外,他也写信给所有医院院长,希望他们能让退休医生上岗。据我现在看到的信息显示,退休医生的反应还没有那么明显。有可能跟他们本身也属于高危群体有关联。但他们的有点也很明显,有经验。(一个小建议: 即便退休医生有顾虑,不便出山,但可以辅导新人)。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拭目以待吧。

(注: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听过“Omas gegen RECHTS这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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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时代在线》上看到一篇长文。在德国有上千名外来医护人员,但德国不承认他们在本国受过的医学或护理教育与培训。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德国医院当下急需要医护人员,这些外来医护人员理论上也有资格和技巧,也愿意出一份力,但被官僚体制卡住了,德方暂且不同意。德国政府是否会改观呢?先观察一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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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以上三个群体的资源,应该可以应付,最起码能稍微减轻医院的人士压力。据《南德意志日报》一篇报道显示,埃森市某家医院已经开始针对自愿者的实战培训。很多这类自发组织都是地方性的,不一定天天上《明镜》、《时代周报》或《法兰克福汇报》等跨国性大媒体。在德国生活的读者们今后可以多关注你们的本地状况。

当然,医院目前还缺乏防护装备,如口罩、消毒液和保护服的供应。这个缺口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满足。只能逐渐解决。据报道,巴伐利亚州已经开始向各城市发放80万个口罩。联邦政府购买的一千万个口罩也已经到了。北威州自己也购买了一百万个口罩。巴登巴登红十字会也呼吁大众,向医院捐赠口罩。

当然,在数量上是绝对不够的。德国还需要更多口罩。但如果有人认为,只要德国当下没有足够口罩,这场“抗疫战“肯定会输得很惨很惨。我看也未必。我们无需把一个单一问题无限放大,而忽略所有其他优势。仅仅靠口罩是不可能战胜疫情的。德国的优势也很明显。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缺少呼吸器会很快死人(这也解释了为何一些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急需到德国治疗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口罩,而是没有呼吸器),缺少口罩会很容易感染。

问题和缺陷很明显,(潜在)解决方案也都在桌面上,能否起到应有效果,尚且打一个问号。最大的不确定性是: 德国多数人是否会在短期内被传染,又有多少被感染者会在短期内同时需要医院的呼吸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最有效的,可执行的办法。德国也有自己的办法。它叫公民社会!一个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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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假设,我们之所以把防护装备的重要性看得过重,是否跟武汉(以及红十字会)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有关联?德国是否也会遇到类似问题?明明有那么多资源,但却无法有效地分配到各个医院而导致多很多医护人员被传染或间接身亡。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对德国的判断是否也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否过于情感上的悲观了?

我对德国红十字会没有深入地了解过,也只是临时抱佛脚,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它创立至今刚好有99年历史,全职人员近18万、自愿者数量高达30万,会员数量达320万。一旦进入灾难状态,所有人都有义务参与抗灾。它的组织结构跟政治结构一样。联邦总部设在柏林,16个州有19个州立分会,往下再诞生到每个县。

大部分人的注意力只放在这次“战争“的“战场“以及“一线战士与其物资匮乏“身上,忽视了“战场“本身具备的优势,以及规模庞大的“后勤“。

如果不愿意了解德国版公民社会,便很难理解这种民间后勤。疫情的威力的确很吓人。它做到之前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教会被迫关闭(在二战期间也没有发生过),开始上线祈祷。但他们的信仰没有被击垮。德甲被迫停止比赛(在过去70多年从未发生),但他们的体育精神也没有被击垮。比如云达不莱梅球员主动放弃部分薪水,避免俱乐部裁员。大家做出集体牺牲。拜仁慕尼黑和多特蒙德球员也达成共识,放弃部分薪水(注: 拜仁慕尼黑球星莱万和妻子捐一百万欧元,拜仁慕尼黑球星格雷茨卡和基米希也捐了一百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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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茨卡(右)和基米希(左)

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球队骨灰级粉丝(类似于“足球流氓“的德国Ultras)也开始组织起来抗疫,提供各种帮助(Danke.Allen.Helfern! FUCK COVID19!)。他们有可能是德国最反对权威的合法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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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一提的是Barbara Schnyder博士。她曾经是一位医生,现在是一位病人。她服务于Heinsberg某医院,被患者感染。目前正接受第九天治疗。她迫不及待地想康复,然后再准备重归“战场“继续战斗。她表示: „病人需要我,到时候我也免疫了“。

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位医生的仁者之心,而是一种集体精神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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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Schnyder(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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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Schnyder

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集体的力量却是无穷的。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德国人当下的行为看成是单一的抗疫,是不完整的。它已经超出这个范畴。它不是一个纯疫情危机,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它不仅仅只是对医疗体系的挑战,更是对每个人,整个社会运作机制的挑战。

政府坦诚地说,“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做不到“。德国公民以实际行动作为回复。虽然也出现不良行为,导致柏林某家超市Edeka关闭,因为客人们没有遵守保持1,5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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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医生与医护人员向社会呼吁,“我们在这里照顾你们,你们为了我们待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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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在24小时内通过一项法案,甚至突破宪法障碍,让国库多增加1700亿欧元债务。联邦政府以及各个州的政府与在野党之间也保持高度一致。

疫情下的德国: 暴风雨前的平静

上周末,网上出现一个名为#WirvsVirus的倡议。四万多人(很多都是程序编辑员)同时在网络上协商(打破世界纪录,上次在俄罗斯的世界纪录只有三千多人同时参与),社会会面临哪些困难,什么人需要哪些帮助,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或手机应用?48小时候后,1500个项目诞生了。总理府部长Helge Braun得知后表示给予赞助(Schirmherrschaft),让一些项目得以实现。联邦数字特派员Dorothee Bär兼任导师(Mentorin)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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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不是由德国政府组织的。是什么因素导致德国人这么做呢?我的答案是公民社会。

然而,这种公民意识有很强的感染力。今天看到一项民调,95%的德国人愿意接受自己的出行自由受限。为什么?我不相信这是受到默克尔讲话影响的结果,而是被一波又一波的公民意识对全体社会的呼吁所致。最终战胜疫情的不是口罩或呼吸器,也不是德国政府,而是贯穿德国社会的某种人格修养或精神。你可以说它是奉献和团结精神、信仰、集体意识以及合作能力。它是一种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

据很多救护工作者表示,当下工作量比往常要少。

然而,这可能就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疫情下的德国: 暴风雨前的平静

PS: 我一开始写关于“疫情下的德国”系列报道,其目的是想通过此次疫情向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德国。其核心是德国公民力量。忽略这一点,所有关于德国的分析都是不全面的。所以,我建议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一下之前的几篇报道,但请不要带个人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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