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放话产业链撤离中国日本工厂迁移计划下的中国产业链优势

特朗普再放狠话!哔哔啵啵搞什么啊,说走就走吗,那大家就不要wto,都自己玩自己的就是咯!这一次,他终于当众证实了自己的算计!树欲静而风不止!

终于,特朗普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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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放话:将产业链撤离中国!

近日,特朗普在每日例行疫情通报会上称,“这次疫情让美国学到了保障本国供应链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将美国的独立性外包给他国,我们不能依赖他国,我们要将产品撤回到美国生产,尤其是医药制品。”

在此次疫情中,当特朗普发现整个美国使用的青霉素中有45%来自中国,而布洛芬几乎100%为中国制造时,你觉得他说的“他国”是谁?

这不仅仅是特朗普对“全球化”的攻击,更是一次要将产业链撤离中国的计谋。

而且,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如此喊话了。

几天前,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也曾表示:

“要为从中国迁回美国的企业给予100%的直接报销,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装修等所有费用;相当于为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的全部成本买单。”

无独有偶,日本政府的作法也如出一辙。

终于,特朗普证实了!

近日,不止一家媒体提到了日本政府的一项资助日本工厂迁移的计划,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中日贸易额占日本外贸总额的21.4%),直接躺枪。

计划的内容大致为:日本政府将出资23亿美元,让工厂搬回日本或者将生产线转移至东南亚,其中迁回日本的企业补贴总额为21亿美元,迁到东南亚或其它地方的补贴额为2亿美元。

数据显示,日本在2018年对中国的投资总额为38.1亿元,而此次斥资23亿美元搬家,足见其撤离中国的决心。

那么,作为全球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为何如此动作频频,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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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为何坚持摆脱中国制造?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特朗普想要将产业链撤离中国的心思,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首先,一种观点是,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是导致工作岗位流失,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在特朗普参加竞选时,曾以制造业回流作为重要的纲领,以此增加就业机会,缩小贫富差距,而矛头便指向了中国。

而那些处于贫困阶层的群体,在绝望和愤怒中,大力支持特朗普这一计划。

当我国爆发疫情之际,美国商务部长就曾表态,“此次疫情将有助于制造业回归美国”。

其次,通过制造业的回流,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程度是很大的。

例如,疫情期间,纽约州长科莫就郁闷地表示:

“我们需要的口罩来自中国,我们需要的手术服来自中国,我们需要的防护面罩来自中国,我们需要的呼吸机来自中国。好了,除此之外,我们需要检测药剂,也来自中国……怎么会这样!”

不仅如此,中国还为美国供应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艾滋病、糖尿病、帕金森病、癫痫和其他疾病的药物。

中国正在全球药品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拥有庞大仿制药产业的印度,其80%的仿制药关键原料也依赖于中国。

一位美国卫生官员就曾表示:“我们的基础药物过于依赖中国,如果他们关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后,美国医疗系统终将崩溃。”

最后,对中国制造的影响力感到不安。

在加入WTO之前,中国只是一个经济体量1.2万亿美元的国家,经济份量连美国10.3万亿美元的1/8都不到。

短短20年时间,中国已经发展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工业门类最齐全、产业链最完善,经济体量相当于美国的2/3。

中国制造让欧美日许多原来的高利润产业逐渐衰落和不复存在。

尤其在此次疫情中,中国迅速组织起口罩、呼吸机、防护服等相应的医疗防护产品,供给全球,而这也暴露出美国的短板——在中低端制造的生产能力较弱,特朗普想把制造企业放在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以应对突发事件。

终于,特朗普证实了!

而对于日本摆脱中国制造的原因,除了刚刚提到的第二、第三点之外,早在2015年就已经“提上日程”了。

自2015年开始,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加上日元贬值,当时的日本研究所就开始讨论“撤离”的可能了。

企业经营注重利润,如果不那么赚钱的话,自然就会考虑出走。

相关数据显示,在中国的日企中,大约2600家公司在中国和美国都设有办事处,其中,约10%是销售额低于10亿日元的中小型公司。而那些大公司,有的已经搬走,有的已经决定出走。

*2018年5月,奥林巴斯停工停产。

*7月,欧姆龙精密电子宣布苏州工厂关闭。

*10月,日本电产决定将在中国生产、供应美国市场需求的产品转移至墨西哥生产。

*松下、尼康、索尼和YOKOWO等,生产线已经从中国迁出。

终于,特朗普证实了!

如今,日本企业力争扩大业务的海外国家和地区中,选择中国的比率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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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全球供应链的体系之下,牵一发则会动全身,加之中国制造拥有的四大优势,更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在这种形势之下,特朗普的撤离大计并不容易实现。

第一, 完备的工业体系。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联合国认证,具备完善39大类,525个小类工业体系的国家,具有超大规模的体量优势。

从一次性纸杯、服装、鞋子,到航天飞船、大飞机、航空母舰,中国都能制造。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包括美日德三强,没有任何一个拥有全产业链。

这是中国独特的环境和优势造就的独特能力,无法模仿复制。

例如富士康生产苹果手机,从iPhone1到iPhone11,富士康积累的制造经验是无法替代的。富士康有5000名工程师帮助苹果实现从研发到量产优化,而且所有配套的零配件、熟练工程师、供应链体系都是中国所独有的。

第二, 基础设施优势。

基础设施、教育水平、治安状况都是影响制造业成本的要素,在这几个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难以赶上中国。

例如,在南亚地区电力短缺,2012年,印度曾发生了影响到6.7亿人口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停电事故。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铁路公路网密度很低,高速公路的建设刚刚起步,现有的交通设施,往往因为混乱的管理或国际政治因素无法充分发挥效力。

第三, 拥有争夺新技术制高点的资格。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位列第17位,正式跨入世界科技创新型国家行列。

中国拥有液晶面板、高铁、锂电池、造船、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芯片制造和封装、航空发动机、航天工业、卫星导航、民航客机、智能手机芯片设计、通讯设备和无人机产业的国家。

美国没有的我们有、德国没有的我们有、日本没有的我们也有,中国制造逐渐走向“大而强”。

中国将有资格在5G网络、通信、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机器人、生物制药、新材料、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等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

第四, 劳动力优势。

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素质较高、纪律严明的技术工人。

《美国工厂》记录片视频曾在国内大热,美国代顿的一家“中国式管理工厂”,让美国人知道了什么是“中国速度”,美国人工作效率低,爱抱怨,中国人高效,一切听指挥……

终于,特朗普证实了!

虽然相对之前而言,劳动力成本并不能算是很大的优势,但是比起发达国家,劳动力优势依旧存在。

也许正是基于这些优势,摩根士丹利近日提出:危机会放慢产业链搬离中国,而非加快,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阴霾无人愿投。

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元气。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新资本开支。

二是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在复工上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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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正面临巨大考验

从目前看来,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十分巨大,加之,疫情展现了全球化脆弱的一面,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则整个供应链都受到较大影响。

因此,就出现了一种逆全球化的声音,比如特朗普就多次宣称:“美国不能再依赖任何国家,必须实现全方位的独立”。

或许在一般态势下,全球化是一种高效协同的人类合作方式,但是,在非常时期,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不少国家开始重构产业链,呼吁产业链回流,这就对中国制造业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中国制造企业在面对不确定的外界环境时,需要做好充分的战略准备和思想准备,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在特有的优势之下,中国制造,仍未来可期。

日本政府出于分散风险考虑,出资鼓励企业将供应链多元化,但日本在华企业不会因补助政策而大规模撤出。未来将有两点变化:第一,中低端投资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会加速;第二,过去为规避风险,大部分国际制造巨头会在同一个国家找两家供应商,疫情之后,他们会为同一种产品在两个国家分别设定供应商

文 | 韩舒淋 马霖 陈潇潇 李皙寅 陈亮

编辑 | 马克

日美政府先后鼓励本国企业撤出中国,并为此支付费用。这是最近一周国内媒体热炒的的新闻,该新闻在激起又一轮“爱国”情绪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担忧。《财经》记者深入调研,试图给出真相。

日本政府的完整表述是:对于某一国依存度高的制成品和零部件生产回归日本国内,以及对向东南亚分散生产基地,谋求产地多元化的企业,日本政府将对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2/3的(搬迁)补助,大企业提供1/2的(搬迁)补助。

这一表述是安倍政府在4月7日的出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紧急经济对策”中的条文。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在美国时间4月9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一种可能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是:政府允许企业将搬家成本百分之百费用化,在税前抵扣。

在疫情拖累经济、就业压力攀升的大背景下,日美两大经济体同时出现将企业撤出中国的声音,一时间在国内引起巨大关注。不过美方仅仅是库德洛个人发表观点,而日方则是在政府应对疫情的经济文件中出现了详细的补助政策,日企撤出中国的威胁似乎更加现实。

综合《财经》记者采访的日本企业、专家、智库的观点来看,日本企业是否撤出中国,并不会因为近日出台了补助政策而有明显变化,多家代表性的日本制造企业表态将继续在华加大投资。补助政策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帮助企业维持活力,分散供应链风险,而非撤出中国。该政策没有强制力,是否搬迁中国的工厂,取决于企业自身决策。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企业海外布局就有所谓“中国+1”的战略考虑,即在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构建生产制造能力,避免过分依赖中国。

根据日本政府出资设立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对日本企业的调查,过去五年考虑缩小或转移在华业务的日企比例一直稳定在不足10%,且占比逐年小幅减小。疫情暴发后的最新调查,上述数据未有明显变化。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的双重不确定因素影响下,大量在华日企目前持观望和维持态度。

日本经济产业省参事、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副所长川渕英雄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总结道,这一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日本企业搬迁,而是考虑经济不景气,企业原本计划的投资行为可能受影响,是政府提出措施帮助企业维持投资,它和中国政府的“新基建”相关经济刺激政策类似。日企不会大规模撤出,但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继续在华投资会受影响。

川渕英雄解释称,中国媒体认为日本企业会利用新政策将企业搬回日本或其他国家,“搬迁”的形容是不合适的,文件中并未如此表述,只是说要分散风险。川渕英雄认为,应该也不会有日本企业因为有了新政策才考虑搬迁,但如果有企业的供应链因为受疫情影响大,自身有分散风险的考虑时,可以利用这一政策。

在4月16日中国商务部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回应有关日美企业撤出中国的提问时表示,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是各国企业多年来共同努力、共同选择的结果,是各经济体要素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哪个人、哪个国家能够随意改变的。

高峰还介绍,据有关调查,中国华南地区98%的日资企业已恢复生产,开工率达到100%的企业占41.4%,开工率为80%至100%的企业占42.3%。其他地区日企复工也取得积极进展。已有很多日企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进一步开展对华投资的意愿。

日本政府首次强调供应链风险

日方文件中备受关注的制造业搬迁政策,仅仅是安倍政府在4月7出台的全文 47页紧急经济政策中的一小章节,相关内容出自第二章第四部分“构筑强韧经济结构”的“供应链改革”一节中。

该紧急经济对策分为两章,第一章为“认识经济现状及政策出台原因”,第二章为“具体措施”。除了供应链改革,这份紧急经济对策的内容还包括,为防止新冠肺炎感染扩大,提高医疗供给体制,加速治疗药物和疫苗开发,给中小企业和生活困难的家庭提供支援,为观光、运输、饮食、赛事活动、娱乐活动等提供支持,活跃地区经济,支持企业海外事业顺利进展、支持农林水产食品出口并强化此类产品的国内供给,以及加速在线化、数字化改革等。

在“供应链改革”一节中,该“对策”提及,因新冠肺炎感染扩大,口罩等卫生用品的供应链的脆弱性已经体现出来,将通过一年以上的时间,支援生产向日本国内回归及生产多元化,构筑坚固的供应链体系。

具体来讲,对某一国家依赖度高的制成品和零部件的生产回归日本,日本政府为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的搬迁补助率是2/3,大企业补助率为1/2。针对生产口罩、酒精消毒液、防护服、人工呼吸机、人工肺等关系到国民健康生活的公司,为这些公司生产转回日本国内的补助率为:中小企业3/4,大企业2/3。

在海外依赖度高的医药品原药等生产转回日本国内,补助率是1/2。对某一国家依赖度高的制成品和原材料零部件生产方面,会向东南亚分散生产点,谋求生产地多元化,并为此类中小企业提供2/3的补助,为大企业提供1/2的补助。

该“对策”还提到,因为存在零部件对某一个国家依赖度高的情况,要寻求替代这类零部件、降低这类零部件使用量的方法,通过数据合作,再造一种迅速、柔性的供应链,投资开发强韧的供应链,确保和储备稀有金属。

4月7日出台的对策,也是日本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第3轮紧急经济对策,2月13日和3月10日,日本政府已经先后出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紧急对策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策本部决定。

这份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经济对策涉及资金108.2万亿日元,财政支出为39.5万亿日元,其中27万亿日元将出自国家和地方财政,12.5万亿日元通过发行国债融资。在供应链转移方面,为支持供应链回归日本国内、谋求供应链多元化,日本政府将为供应链改革投入2435亿日元,并写入2020年修正预算案中,其中支持生产回归日本的投入是2200亿日元,支持生产分散到其他国家的是235亿日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在在3月5日的未来投资会议上表态,因为担心从中国等国家出口到日本的制品供给减少,对供应链产生影响,考虑让那些对一个国家的依存度过高的制品、附加价值比较高的制品的生产据点回归国内,并将支持企业将生产据点搬回日本国内。对于附加价值不高的产品,遵循生产地多元化原则,考虑将生产向ASEAN(东盟)国家分散,以此强化供应链。

据NHK等多家日媒报道,有日本内阁官员指出,日本电子产品、电脑、汽车零部件进口依赖中国,且在发达国家中对中国的依赖是最高的。新冠肺炎最先爆发的武汉是中国汽车产业聚集地,因为工厂停工,中国零部件出口暂停,日本汽车生产也被迫按下暂停键。因为新冠肺炎感染扩大,来自中国的口罩、汽车零部件供给滞后,凸显了日本供应链的脆弱。而民间调查显示,担心疫情对供应链产生负面影响的企业比较多。

野村综合研究所(NRI)提供给《财经》的一份发表于4月15日的报告显示,研究所执行经济学家木内登英认为,日本政府发表于4月7日的政策核心在于建立对企业和个人的补助制度,实质上是强化日本的安全网。

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关辰一向《财经》记者表示,对于供应链迁移的补贴政策受到了美国影响,需要考虑国家安全保障的问题。此外,日本企业界在金融危机后就提出了“China+One”的战略,对日本制造业来说,虽然还离不开中国,但也要去人工费用更低的东南亚国家投资以提升竞争力,而此次是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提出供应链迁移。关辰一还表示,政策中明确的领域还包括口罩产能转移,但在中国制造口罩的日本企业不多规模不大,可能造成影响的是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计划搬迁的在华日企不足10%

疫情之下,尽管日方舆论和政府政策都强调供应链对中国依存度高的风险,但综合多家日企反应和各方专家观点来看,日企对该政策并不积极,此次政策不会导致日企大量撤离,中国自身巨大的市场和完善的产业链决定了日企不会轻易搬家。

曾在大型日本财团任职数十年的国家电投集团柴茂荣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综合来看,近期不太会有产线回迁。因为生产设备折旧的因素,比起回迁,在日本重建产业链更加现实。

川渕英雄对《财经》记者介绍,日本对华投资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比大约是7:3,而全球对华投资中制造业和服务业比例大约是3:7。相比而言,服务业投资变动幅度更大,更容易采取行动,而制造业不容易出现变化。川渕英雄还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帮助制造业维持运转。

关于日本企业考虑分散供应链风险,川渕英雄表示,据他了解,日产汽车的部分零部件依靠武汉的工厂生产,疫期武汉工厂停工,导致日产在日本工厂生产出现困难,这类企业可能会考虑分散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武汉工厂会停工。

对此,日产汽车对《财经》回应,在新冠疫情爆发阶段,由于中国工厂零部件供应短缺,日产汽车位于日本九州的工厂临时调整了产能。但中国是日产汽车最重要的地区市场,日产汽车对中国汽车市场以及日产汽车在华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充满信心;疫情对供应商的影响还在内部评估,暂不透露更多信息。

日产还介绍,日产广州、郑州、大连、襄阳和十堰的所有事业部及下属工厂2020年2月17日后陆续复工,日产汽车在华合资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武汉总部也于3月30日复工。截至3月底,除湖北省少数城市及武汉之外,日产、启辰, 英菲尼迪及东风品牌的全国90%以上的经销商和供应商都已复工。

日本最大车企丰田回复《财经》记者,公司战略没有变化。公开信息显示,丰田依然在加大对华投资,4月2日,丰田与比亚迪各出资50%的纯电动车研发公司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该公司计划5月内正式开业,未来将开发针对中国消费者的纯电动车。此外,广汽集团在2019年年报中披露,广汽丰田新投资项目——广汽丰田新能源车扩产项目(一期、二期)计划投资金额113.3亿元,预计投产时间为2022年。

三菱重工中国公司回应《财经》记者称,目前没有接到供应链迁移的任何通知需要进行,公司运行没有变化,没有因为日本政府最近的政策受到影响。

马自达中国相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不太了解相关救助计划,现阶段不便回应。该人士表示,马自达和国内伙伴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有信心,今后也会持续保持友好的合作方式。现在不同车型的国产化比例不太一样,平均可达到80%以上。

松下回应《财经》记者称,松下了解到日本政府发布的相关政策,目前不予置评。松下同时表示,中国是松下集团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2019年4月成立了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会继续加强中国事业的发展;产业链是否调整,将根据今后的实际情况研讨。2019年4月成立的中国东北亚公司,是松下集团首次在日本以外成立实业公司,该公司拥有85家法人公司,约6万名员工。

一位熟悉日本工程机械行业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政策对企业实际意义不大,日本本土市场不大,海外发展为主的方向不会改变。如果生产迁出中国,如今中国企业制造能力已经不相上下,相当于把市场拱手让给中国企业、放弃中国市场,得不偿失。该人士还表示,日本生产布局原则是贴近市场,比如中国、欧洲市场足够大,就在当地生产。

一家日本家电制造企业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公司决策层目前没有任何有关该补助政策的应对信息,反而由于中国疫情防控情况较好,已经在为市场恢复做准备。

华东地区日商俱乐部在4月1日至6日针对华东地区的710家日本企业进行了是否会调整供应链的紧急调查,调查对象是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华东省份的日企。调查结果显示,在当地有生产设施的日企,86%的企业不会做出调整,当地没有生产设施的日企,91%的企业不会做出调整。此外,在中国有工厂的日企,已经回迁的占2%,计划回迁的占8%,二者合计占10%。

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于今年2月的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690家接受调查的在华日企中,43.2%的企业将扩大业务,50.6%的企业将维持现状。预计缩小或转移到第三国的分别占比5.4%和0.9%。

图1:2015年以来在华日企今后1-2年业务开展方向

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经济信息部部长藤原智生对此表示,对比去年和疫情发生后的调查数据,结果基本一致,没有明显变化。制造业是长期投资,很难简单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供应链是重要因素,原则应该是尽量当地采购。

投资向东南亚分流是必然趋势

综合多位受访企业的反馈来看,新政策不会导致大量日本企业搬迁,市场才是决定性因素。但另一方面,日本企业界“China+One”的策略,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相比回迁日本,前往人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是不少日企及其配套产业链上的企业的选择。

国家电投柴茂荣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回溯过往,2012年起因为政治事件的因素,一些制造业已经布局东南亚、压缩国内订单了。跳出疫情来看,不少外资企业本身是做加工出口的,对生产成本十分敏感。因为中国制造业成本逐步提高,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自然迁移到东南亚、自动化程度高的回到日本,从中国购买原料成为新的趋势。

图2:今后1-2年将“扩大”业务的企业占比走势

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2012年是日本企业在华投资意愿的拐点。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最近10年以来,愿意在华扩大业务的日企比例在2012年首次低于东盟,当年愿意在华扩大业务的日企比例从前一年的66.8%大幅下降至52.3%。2012年是近10年来中日外交关系的冰点,当年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外交摩擦不断,两国外交正常化40周年相关活动被取消。

政治影响因素之外,日企在华业务景气度下降和制造成本上升也是部分日企逐渐退出中国的重要原因。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缩减或撤出海外市场的日本企业中,当地市场销售额减少和成本增加是头两大原因,在华日企受此影响的比例要明显高于东盟国家。因当地销售减少而缩减或撤出的日企,在中国是66.7%,在东盟是46.2%;因成本增加而缩减或撤出的日企,在中国是56.4%,在东盟是44.6%。

前述日本家电制造业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近七八年来,日企在华都不太景气,制造业主要是受产品同质化、中国品牌质量迅速提升、中国政府对本土公司支持加大等因素影响。该人士表示,日企在华投资最看重中国市场大、劳动力成本低,以及中国政策支持外资引进。但近十年来外资的政策红利在减少,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迅速,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已经从热潮期进入到平稳期,甚至衰退期。

国内制造成本上升也催生了部分企业外迁,但同时也展现出中国与东南亚产业格局差异的分化。

图3:对日企而言不同国家的功能变化(2015-2019)

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显示,对日企而言,在通用类产品上,中国制造占比要显著低于东南亚国家及印度,而在高附加值产品上,中国制造的比例基本稳定在最高比例。藤原智生对《财经》记者分析,中国国内有完整的供应链,这对制造业投资来说是优势。中国工厂相比其他国家水平更高,员工技能、自动化程度相比其他国家都有优势,在中国更适合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随着人力成本提高,生产通用产品越来越不划算。

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尽管在华日企撤出或转移的比例常年不足10%,但仍有许多企业在疫情前即开始向东南亚转移。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出于分散供应链风险的考虑,也助涨了这一趋势。

据《财经》记者了解,兄弟、京瓷、富士施乐等日系打印机巨头的产线都在往越南转移,夏普则预备将面向美国市场的复合机生产从江苏搬到泰国,佳能也有加速改变其供应链格局的意愿。

一家为佳能及兄弟提供金属结构件的深圳公司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这些日系打印机企业分配给中国国内的配套厂商的订单已严重减少。他打算将过去在国内内销的产能放在越南生产,然后再回销至中国。为了保住订单,许多有条件的零部件供应商已开始加速往越南转移。

从2000年左右起,日系企业已经开始布局东南亚。佳能、京瓷、兄弟目前均在越南设有工厂,当地产业链虽没有中国成熟,但也已初具形态。对这些日系打印企业来说,进一步将中国国内的产线转移至越南,并非难事。

相比之下,因为产业链比打印机产业更长,汽车行业的转移没有那么容易。

一家为丰田提供金属零部件的东莞企业对《财经》表示,目前越南汽车制造成本较高。丰田及本田在越南都有整车厂,但是产量太小。这是因为越南目前的汽车产业链还不够完善,本土化率不到15%。

上述人士认为,如果要转移,泰国更为合适。泰国的汽车零部件生态已成规模,在当地,已能找到多家日本汽车螺丝厂。相比越南,泰国汽车产业的本土化率能达80%以上,制造成本约比越南低50%-100%。

不过,日系汽车行业整体搬迁至东南亚依然不现实。“中国国内市场那么大,不可能放弃。”上述人士表示。

更有可能的趋势是,转移部分产线到中国以外的地区。过去为规避风险,大部分国际制造巨头会在同一个国家找两家供应商,现在是一个产品会在两个国家分别设定供应商。

全球化抗疫有助于恢复全球化势头

疫情和贸易摩擦的双重考验下,企业经营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年2月,日本自中国的进口额近乎减半,依赖中国的电子、汽车等行业的供应链遭受重创,日本社会2月起就已经有日本制造业是否过于依赖中国的讨论。

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家神山直树在2月18日发表的《对世界工厂中国的依赖度》中指出,日本经济对于中国制造依赖程度高,中国长期生产停滞将对日本和全球经济造成影响。2月中旬依然是中国疫情高危时期。

《日本产经新闻》社论员长谷川秀行在3月31日的“一笔多论”专栏中表示,日本应该调整制造业生产对中国的依赖。

“在感染新冠肺炎人数增加、日本企业供应链受损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目前的方针是,支持企业重新分配生产点。”长谷川秀行表示,如今日本企业依赖规模庞大的中国经济,很多日企已经成为中国供应链重要的一部分,但2月日本对华贸易停滞,中国访日游客数量减少90%,都给日本经济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他认为,日企应该继续遵循China+One策略,除了让一部分生产回归国内,也应该将零部件生产向中国以外扩散,扩大进口来源,从而分散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

这些主张是贸易保护主义吗?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执行经济学家木内登英在4月15日发布的报告中表示,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对全球化趋势的逆转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三大风险之一。

他在报告中表示,日本最近出台的经济政策包含对企业本土业务复苏的支持,从风险管理角度,企业开始反思生产网络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如果国际分工发生重大调整,完全依靠国内生产,这意味着全球化趋势的逆转。它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中的“本国优先”民族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蔓延。这种情况下,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成为全球经济效率和活力大幅下降的导火索。

木内登英在报告结尾呼吁,必须利用新冠疫情防治的全球化合作契机,防止全球化逆转,引导各国重新确认国际合作、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价值观。他表示,这种流行病造成的困难经济环境,使各国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所诱惑。然而,现在全世界都在与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进行着一场对抗,这是世界上从未遇到过的强大的共同敌人。这场战斗应该有足够的理由让各国更加认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

机工智库负责人陈琛撰文指出,全球制造基地在近百年内经历了从欧洲到北美再到东亚地区的转移,而亚洲地区目前也逐渐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网络,中国更是在近几年取代日本成为了网络中的中心,但是从整体来看,中日韩仍然是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三者之间的分工合作其实是东亚地区制造业快速崛起的重要基础。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供应链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甚至在某些细分行业上已经达到了“合则立,分则豫”的紧密关联。纵观汽车、机械、电子、船舶等复杂产品的制造,越来越多需要这三个国家作为主要参与力量合作完成,在许多高端制造业领域,日本和中国其实本可以作为全球的最佳拍档,在创新、效率和成本上打造全球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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