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发地被冤枉的三文鱼新冠病毒来自哪里挪威农场出口被叫停

【吸收财讯: 第一次知道鱼也会有虱子, 当初负责检验检疫的是谁?要不要惩处? 】 德法公共电视台(ARTE)14日的调查报道称,为弄清楚2018年全世界养殖三文鱼死亡数量达到5000万条之多的原因,该台记者深入三文鱼故乡——挪威进行了实地调查。作为三文鱼生产和出口大国,挪威的三文鱼年均销售额达500亿欧元。在挪威北部海域,坐落着巨大的海上三文鱼“农场”,每个养殖场都养着上万条鱼。调查记者弗洛丁私带摄像机潜入了养殖场,“我知道会看到鱼因为拥挤而喘不过气,但眼前的景象更为恐怖:大量鱼挤在肮脏、充满它们排泄物的海水里。许多得病的三文鱼身上布满大如手掌的溃疡,有的已变成S型畸形鱼”。统计表明,养殖三文鱼的死亡率高达20%,此外,高密度养殖也让鱼虱泛滥成灾。环球时报驻法国特约记者 潘亮】三文鱼肉质鲜嫩,受到无数“吃货”的喜爱,然而媒体近日曝光了挪威三文鱼养殖链的“数宗罪恶”,让喜爱三文鱼的消费者颇感惊诧。

maggie_19761 : 去日本玩的时候 每天就渴望着来顿刺身 是真好吃呀 。。。除了养殖条件恶劣,人工养殖的三文鱼还威胁到了野生三文鱼的生存。挪威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斯卡拉表示,目前挪威野生三文鱼数量约为53万条,人工养殖的则有4亿条。每年约有18.3万条养殖三文鱼逃离养殖场进入海洋。它们不但与后者争夺食物,还将鱼虱传染给后者。更糟糕的是,两者交配繁育的后代适应力差,繁殖能力低、这直接“污染”了野生三文鱼的基因。近35年来,野生三文鱼的数量锐减50%。

报道还称,人们喜欢三文鱼,主要是看中它的肉质及营养。野生三文鱼在海洋里摄食虾蟹,这让它们富含Omega-3脂肪酸,虾青素则让三文鱼鱼肉拥有亮丽的色泽。然而为了让养殖三文鱼迅速长大,人们投放了混合黄豆植物蛋白和化学合成虾青素的饲料,因此养殖三文鱼的质量远远不及野生三文鱼。

据英国路透社15日报道,由于北京新发地市场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中检测到新冠病毒,挪威数家农场已确认,往中国出口三文鱼被暂时叫停。

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新发地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玺一句:“三文鱼案板检测出新冠病毒”,全国三文鱼遭殃了。关键是,进口三文鱼去北京的第一站是在隔壁的大红门京深海鲜市场。更为关键的是,大红门所有市场无一确诊病例,此次北京爆发的疫情,都和新发地有关联。

但是,三文鱼还是被全北京各大生鲜零售店铺下架,这种“下架潮”延伸至全国,成都、哈尔滨、西安、太原等与北京有不近距离的各省市中,三文鱼也都被下架,甚至一些地区的批发市场都不允许肉类流通。

因为张玉玺这句话,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北京新发地的新冠疫情感染案例,可能来源于三文鱼肉自身在境外被污染所带有的病毒。很多人的朋友圈里,直接表示已将超市买到的冷鲜三文鱼扔掉。

这种做法背后的逻辑是,三文鱼本身被病毒污染,所以无论是不是经过新发地的三文鱼都应该被扔掉。

而事实上,北京市官方的发布会上,已经事实上为三文鱼辟谣。此次北京新发地的疫情爆发,与三文鱼毫无关系。就连所有直接接触处理三文鱼的操作工人,也无一感染确诊。

三文鱼,冤枉!新发地老板的一句话,大红门京深海鲜市场很受伤。

病毒来自哪里?

医学媒体「丁香医生」指出,从医学角度来讲,如果三文鱼携带了病毒(三文鱼作为水产生物不可能感染病毒),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被污染的三文鱼及外包装,将病毒带入国内;二是在销售时,市场流动人员或工作人员污染了三文鱼生鲜区域。

我们来根据几个事实分析究竟是哪种可能,新发地的病毒来自鱼?还是人?

首先,张玉玺说检测出新冠病毒的主要是三文鱼案板。但是截至目前,并未有公开信息表示,在这案板上的三文鱼肉带有病毒。

同时,在新发地市场涉及三文鱼相关的9名相关人员,均已接受新冠病毒核算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

那么,如果病毒是来源于三文鱼的话,与三文鱼有直接接触的人员并未携带病毒,反而是其余区域的人员被感染,这有悖新冠肺炎的病理学传播原理。

而且,从三文鱼的流通链路看,新发地并不是进口三文鱼在北京停留的第一站。张玉玺表示,三文鱼货源是京深海鲜市场,即北京大红门京深海鲜批发市场,位于丰台区大红门商圈内。

而大红门批发市场才是汇集海鲜水产的最大交易中心。做为北京地区最大的鲜活水产品集散地,京深海鲜市场占地十万平方米,每天售出137吨水产品,且不仅面向宾馆、饭店提供批发业务,还提供零售服务。

这意味着,三文鱼在新发地所经历的如切片装盒等步骤流程,在大红门一个都不会少;大红门的人员对三文鱼的接触程度,可比新发地的任何人都要密集。

这样说来,如果某批或多批三文鱼,本身被新冠病毒所污染的话,新发地上游的大红门,应该也出现患者或在环境中检测出病毒。但在6月12日,北京市区疾控中心在对全市农贸市场,大型超市等排查中发现,出新发地市场外,其余农贸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当然包括大红门海鲜市场,均为阴性。

这表明,三文鱼并不是此次北京疫情的新冠病毒源头。真正的病毒来源,大量证据指向的是新发地市场中的流动来往人员。

根据北京市官方检测结果表明,此次北京疫情病毒毒株,来自欧洲系。而在中国北方地区,此前欧洲系病毒毒株的感染来源,主要是北方边境省份。众所周知,农贸市场的特点,是人流极其杂乱,不少来自东北、内蒙及其他地区的相关从业者。同时,虽然具体原因未知,但农贸市场,尤其是新发地这种室内大厅,给人与人之间快速传播提供了机会。

放在世界范围内看,三文鱼产量每年220万多吨,欧盟国家消耗100万吨,北美50万吨,日本40多万吨, 中国10万吨。中国作为单一市场其实总量是最低的,而日本、欧盟等国家爆发疫情以来,并未有销售终端或人员直接因吃三文鱼而感染的病例,少量有接触海产品感染的病例,具体感染链路,也未可知。

就在今天下午,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也表示,三文鱼案板发现活性病毒,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不能提示三文鱼就是造成这个传播的源头,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有可能是感染的人,在这个案板前讲话,飞沫的喷出,都可能造成案板污染。

也就是说,三文鱼案板,其实有可能也是“受害者”。

事实上,新发地有40多个环境样本中,都检测出了新冠病毒。张玉玺一个字没提,唯独对和他的市场并无直接进口关系的三文鱼,被他一口捅破了。

大众可能不知道的是,北京官方从一开始对三文鱼就只字未提。唯一一次提到三文鱼的情景,是在6月14日(周日)傍晚的新闻发布会上,丰台区副区长张婕对“三文鱼带毒”做出的回应。

她表示,疾控部门对京深海鲜市场的海鲜区,尤其是三文鱼交易摊位及公共区域进行了抽样检测,一共469件。其中人员咽拭子186份,环境样品283件,目前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这个回应,等于是直接证明了三文鱼的清白。

而将众人注意力聚焦在三文鱼身上的,反而是新发地批发市场董事长张玉玺,接受北京一家三个字的媒体采访时的一段话。他说,相关部门抽检时从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

那么为什么40多个环境样本中都有病毒存在,张玉玺只提三文鱼案板?

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三文鱼在北京,甚至全国的滞销,受影响最大的压根不会是新发地市场。毕竟新发地市场是著名的植物性(蔬菜瓜果)生鲜交易市场。真正受到巨大影响的,是大红门等专做动物性(海鲜水产肉品)的农贸批发市场。

没人知道张玉玺为什么要这么说!最新消息是,张玉玺的次子张月琳,即此前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北京市官方于今天下午已经责令将其免职。

北京菜源并不会断

新发地一出事,北京的朋友们开始了新一轮抢菜潮。

这是因为新发地是北京最大的“菜篮子”,是北京交易规模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2018年各类农副产品交易总量1749万吨,市场总交易额1319亿元。日吞吐水果2万吨,蔬菜1.8万吨,北京市的水果蔬菜,70%都来自这里。

同时,新发地还是全球最大的生鲜批发中心;它在全国都有基地,重点基地在山东和河南。这里还是生鲜的期货交易中心,指导整个北方的批发价格指数。

北京全城的生鲜零售也是从这里采购。除了盒马、永辉、沃尔玛等少数几个有自己生鲜供应链的企业以外,北京的中型主流超市、以及部分新冒出的生鲜电商平台,生鲜货源其实都是在新发地进货。

6月13日凌晨,新发地市场全面封锁暂停休市。这么重要的蔬菜水果贸易枢纽,受到病毒影响休市后,大家的确会认为,将极大程度影响北京全市的蔬菜瓜果供应问题。从而因为害怕“菜荒”从而疯狂抢购。

但事实上,目前北京的蔬菜水果供应所受到的影响很少。根据多个媒体实地探访报道,菜市场与超市中蔬菜、水果、肉类等物品均正常供应,并未出现涨价现象。

这是因为,北京的蔬菜水果供应链中,只是中间环节批发市场受到了影响,外地的货源和北京终端零售这“一头一尾”,并没有受到影响。

那些原本在批发市场进行的交易,也被转移到了不远处的的临时交易区进行。其中蔬菜有4个交易区,分别是国际名酒城场地、新发地市场大货车停车场、新发地村停车场和新发地北桥东侧国际水产城场地,全部用于蔬菜大车的批发交易。水果在位于盛芳国际花卉总部基地的北二门,即羊坊临时交易场区进行。目前临时交易区的商品价格与休市前相比,价格波动不大。

这种做法可以完全保留新发地批发市场的基本功能,最多就是像是回到了30年前新发地的露天作业状态。这意味着除了绿叶菜等储存时间短、损耗率高的商品会有涨价波动以外,北京的总体生鲜供应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北京的一些大企业如物美、家乐福在外地紧急往北京调货。当然,这些货源最终主要还是保障自己的货源供应,毕竟这些超市门店也不可能替代新发地的全城供给能力。

新发地的疫情问题,再次将一个问题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农贸市场是不是不安全?

先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后是北京新发地,两次病毒快速传染的源头地方都是农贸市场。不少人会提出问题,这种大型农贸市场在当今的一线城市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提出这种问题也不无道理,除了可能成为疫情源头外,这些较为脏乱的农贸市场并不符合北京市五环内市容管理要求;从经济角度来说,这些市场所在的西南四环地区,正是北京同区域房价最低的地段,农贸市场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如大型商圈。

那么这种低端的批发市场是否应该被取代呢?

答案是否定的。批发市场的功能,对于一个人口千万级的大城市绝对有用。

在各种批发模式当中,都需要一个集中的中转地。在东亚地区,这些生鲜中转批发地,主要由市场管理方主导。其承担的功能,便是使得终端生鲜的小型化、个体化零售得以保障。

即没有新发地这个批发市场的存在,至今那些菜市场摊贩、小菜店承担北京主城区生鲜日常供给的能力,大概率会消失殆尽。这并不利于北京作为超大城市的生鲜购买需求,也不利于市场价格的有效平抑。

因为如果缺乏这个中转地,生鲜零售将由批发商、连锁品牌等大商家所垄断。这种垄断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国家的生鲜上游就是高度分散的种植,所以释放出的上亿劳动力,自然会参与到末端的高分散售卖。

以疫情都和新发地有关,而指责新发地批发市场的存在意义,这种带节奏的误导性,并不比三文鱼有病毒的带节奏“善良”到哪里去。

(来源:零售老板参考 作者:赵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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