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控股为啥跌得这么厉害黄锦光萝卜章担保最新消息二审判决结果

【吸收财讯】夸滴鰂 : 中超控股我还有点了解的,主业是电缆吧,紫砂是很小的一块业务,可以忽略不计 。。。一枚“萝卜章”,给年营收近百亿元的上市公司带来的阴霾一直难以散去。2018年,中超控股原实控人、法人黄锦光因私刻上市公司公章,导致中超控股背上近15亿元的债务,一度接近破产边缘。原标题:中超控股深陷“萝卜章”担保泥潭 二审判决或成“救命稻草”

中超控股深陷“萝卜章”担保泥潭 二审判决或成“救命稻草”

一枚“萝卜章”,给年营收近百亿元的上市公司带来的阴霾一直难以散去。2018年,中超控股原实控人、法人黄锦光因私刻上市公司公章,导致中超控股背上近15亿元的债务,一度接近破产边缘。

今年年初,中超控股披露了众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简称“众邦保理”)诉广东鹏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鹏锦”)保理合同纠纷案称,公司被判决对广东鹏锦15起纠纷共计2.73亿元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近日,《证券日报》记者从中超控股方面获悉,中超控股与众邦保理一案已于6月17日开庭再审。

“目前,公司尚未取得二审判决书。”中超控股法务负责人盛海良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若免除责任,公司的经营困境将有明显改善,会增强金融机构、股东、客户、供应商对公司发展的信心。如果败诉,会对上市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前董事长越权担保

2017年12月份至2018年9月份期间,广东鹏锦与众邦保理签订了系列《保理业务合同》进行保理融资。随后,黄锦光、深圳鑫腾华、广东速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奇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中超控股分别与众邦保理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截至目前,广东鹏锦未按约定回收应收账款,各方保证人也未按约承担保证责任。

黄锦光在法院出具的书面材料中坦承,中超控股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在没有经过董事会、股东会批准的情况下私下签订,公章是私刻的,中超控股不知情,该借款也没有用于公司。

中超控股方面称,根据保证合同签订时间显示,中超控股是被后追加的担保,与该笔债务没有任何关系。中超控股没有理由为其已经严重逾期的债务提供担保。

该案代理律师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晓斌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在二审开庭过程中,诉讼审理法官同样就这一焦点问题向众邦保理发问‘中超为什么要担保?中超没有任何利益’,但众邦保理方未就此问题作出任何回答。”

事实上,这并非众邦保理首次起诉上市公司。往前追溯,广东鹏锦与黄锦光曾分别与嘉实金融信息服务(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金融”)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随后,中超控股等担保方分别与嘉实金融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不过,广东鹏锦所推荐的其他借款人到期未按约还款,各方保证人也未按约承担保证责任。众邦保理根据与嘉实金融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受让了平台《借款协议》项下的全部债权。

在上述背景下,2018年11月29日,众邦保理以“《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由起诉中超控股,2018年12月18日,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冻结公司存款、房地产、股权共4亿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11月12日,黄锦光因私刻经销商揭阳市立信印刷有限公司等250家公司的公章及法人私章用于向嘉实金融及名下分公司众邦保理融资贷款,向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投案自首。这一案件直接导致了众邦保理第一次起诉“流产”。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9日驳回了众邦保理的起诉,中超控股相关资产也于当天被解封。

戏剧性的是,同在2019年1月9日当天,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再次查封中超控股2.84亿元资产,其原因是两天前众邦保理以《保理业务合同》违约重新起诉的案件,被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受理。

盛海良回想起当时的情境,仍难以平静。“查封与解封在同一天迅速进行,没有给上市公司留出反应时间。当时公司3.5亿元公司债即将到期,面临着经营困境甚至倒闭的风险,后续经江苏省证监局与无锡市政府推动,在无锡银监分局及宜兴市政府的多方协调沟通下,公司才勉强渡过难关,但目前公司经营压力仍十分巨大。”

董事会决议“造假”?

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中超控股为广东鹏锦提供担保是提供非关联担保,此类担保经过董事会决议即可;众邦保理只要从形式审查了董事会决议且表决人数符合章程规定就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从而认定一审原告众邦保理构成善意相对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中超控股应承担担保责任。”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广东鹏锦的大股东是深圳市鹏锦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94.74%。后者的大股东为广东天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86%。黄锦光持有广东天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90%股权,上述三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黄锦光。

2018年1月份至2018年10月份期间,黄锦光担任中超控股法定代表人,其持有99.9%股权的深圳鑫腾华是中超控股第一大股东,黄锦光为中超控股实控人。

上述提供担保的董事会决议于2018年7月31日召开,该决议有5位董事会成员签字,并加盖了中超控股的印章,然而其中3名董事的签名非本人签字,其余2名董事为关联董事黄锦光、黄润明。且中超控股的印章系黄锦光伪造私刻。

在该案件中,众邦保理提交了中超控股的董事会决议作为证据,且被认定为有效。

江苏恒森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成宇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众邦保理知不知情,是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如果担保行为有效,不利后果由上市公司承担责任,上市公司再追究法定代表人的责任。

在二审前夕,中超控股曾组织业内著名专家赵旭东、张广兴、高圣平、蒋大兴、李建伟等召开论证会,专家组发表一致意见认为:中超控股原法定代表人黄锦光的越权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中超控股不应承担任何过错责任,众邦保理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应向越权人黄锦光追偿。

同时,上述专家对一审判决中的焦点问题也出具了法律意见:“众邦保理未对中超控股公司章程尽到应有的审查义务,未能发现案涉担保应由中超控股股东大会决议而非董事会决议;并且,未对案涉董事会决议中的签字与备案签字进行比对,亦未能发现关联董事黄锦光、黄润明应回避表决;还未能对交易所规则、上市公司有关公告尽到应有的注意和审查,存在重大过失,不应被认定为是善意相对人。”

违规担保有胜诉先例

中超控股在实控人“萝卜章”违规担保案中,存在一重“特殊”身份,即上市公司,其需严格履行信披义务。

一审判决显示,法官采用了《九民纪要》中的第18条“善意是指债权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同时基于《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对关联担保和非关联担保的决议机构的区别,判定董事会决议有效,众邦保理构成善意。

而依据《九民纪要》第22条,对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交易相对人还须对相关法律、交易所规则、公司章程中有关担保事项(特别是有权决议的机构)、上市公司有关担保的公告等进行审查。中超控股《公司章程》显示,公司所有的担保都要经过其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进行公告。

王成宇告诉记者,“《九民纪要》第22条确定了相对人需要进行审查,未说明何种情况下无须审查,所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还是很大的。”

上述论证专家一致认为,“根据《民法总则》第61条第3款的规定,法人章程对法定代表人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但是,对于(接受上市公司担保的)债权人而言,其不属于该条规定的‘善意相对人’,因为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债权人要与其签订担保合同,当然有义务查看该公司的章程,特别是与担保有关的事项。其签订的担保合同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上市公司不承担责任。这是对《九民纪要》第22条最为权威的解释,应得到各级司法机关的遵从和尊重。”

《九民纪要》出台之后,包括ST天马、金盾股份等上市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违规担保案件均被判决相关担保无效。其中,金盾股份与中财招商一案,杭州中院的二审判决提到,“作为一家上市公司,金盾股份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及决策结果属于应当公开披露的事项,中财招商完全可以通过查询公司公告发现并无相关信息,并进一步与公司核实”。直接点明了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原告应尽的审查措施。

“相似案例中上级法院的判决对本案判决结果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对上市公司免除还款责任也是有利的。”王成宇说道。

1月15日,中超控股发布公告称,近日公司收到揭阳中院发来的判决书,在陈伟利诉中超控股原董事长黄锦光借款4000万元一案中,中超控股对上述借款事项的违规担保不承担责任。

具体来看,因黄锦光欠陈伟利4000万元不归还,2019年4月,陈伟利将黄锦光告上法庭,同时请求中超控股对黄锦光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伟利提交了《担保书》以支持其主张,但经鉴定,《担保书》上的印章为假印章。且《担保书》上虽然有中超控股时任法定代表人黄锦光的签名,但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担保行为并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而陈伟利并未提供中超控股股东大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因此,《担保书》应认定为无效。揭阳中院近日对该案进行了判决,陈伟利请求中超控股对黄锦光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求被法院驳回。

当日,中超控股还公告了另外两起案件,分别是黄锦光欠林宏勇8000万元一案,以及广东鹏锦实业有限公司(黄锦光实控)欠揭阳玉和物流有限公司9000万元一案。在这两起案件中,中超控股也均因黄锦光私刻“萝卜章”陷入了违规担保。揭阳中院在判决中均认定中超控股不需承担债务连带清偿责任。

违规担保隐忧依然存在

中超控股的违规担保困局从何而来?2017年10月,中超集团与深圳鑫腾华签署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3.68亿股公司股份(占比29%)转让给深圳鑫腾华,转让价19.08亿元。第一次转让20%股份后,黄锦光成为中超控股实控人及董事长。2018年9月,中超控股公告,因深圳鑫腾华未按期支付第一次交割标的股份的转让款,构成实质性违约,终止协议,剩余9%股份不再继续交割。

就在这期间,中超控股莫名背上了近15亿元的担保,而这全拜时任董事长黄锦光所赐。

据公告,黄锦光曾在2019年1月20日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书面出具《情况说明》,承认私刻印章、炮制假担保合同的事实。他表示,“本人在担任中超控股公司董事长期间,在受胁迫下,没有经过董事会、股东会批准,私刻中超公司假公章,在广东省揭阳市以中超控股公司名义为本人及本人关联公司、关联人员的借款提供了担保。”

根据中超控股2019年6月回复深交所的关注函,中超控股涉及黄锦光相关的违规担保共计14项,担保金额近15亿元,所有担保均已逾期。而黄锦光也于2018年11月12日因私刻250家公司公章及法人私章用于融资贷款,向揭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投案自首。

虽然前述三起官司出现转机,但中超控股维权之路依然坎坷。

1月2日,中超控股披露,众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简称“众邦保理”)诉广东鹏锦实业合同纠纷案,中超控股被判决对广东鹏锦实业15起纠纷共计2.73亿元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该担保同样因黄锦光“萝卜章”而生。

在该案件中,众邦保理提供了中超控股的董事会决议作为证据,且被认定为有效。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中超控股为广东鹏锦提供非关联担保,此类担保经过董事会决议即可;众邦保理只要从形式审查了董事会决议且表决人数符合章程规定就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从而认定一审原告众邦保理构成善意相对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中超控股应承担担保责任。”

中超控股对此判决不服。中超控股表示,将会依法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中超控股最终是否能从“萝卜章”事件中全身而退,还需拭目以待。

“对赌式卖壳”一地鸡毛

就在两年前,中超控股就因为A股首例“对赌式卖壳”案例,备受市场关注。不到两年时间,双方对簿公堂,落得一地鸡毛。

2017年10月10日,中超控股公告称,其控股股东中超集团拟将所持公司29%股权转让给深圳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19.08亿元。深圳鑫腾华实控人黄锦光成为中超控股新的实控人。双方约定,中超集团将标的股份分两次交割给深圳鑫腾华,第一次交割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0%,第二次交割股份占比9%。

“2017年时公司发展遇到瓶颈,找不到新的盈利增长点。恰好光大证券有朋友牵线认识了黄锦光,其旗下的广东鹏锦实业是国内第四大日化品厂商,后续打算把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实现双主业发展。光大证券当时专门出具了财务核查意见,说明黄锦光家族控制的企业净资产超过20亿元。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中超控股实控人杨飞说。当时,中超集团做出了一个为期五年的业绩承诺,成为A股首例“对赌式卖壳”案例。

然而,进入2018年8月,情况急转直下。在2017年12月11日第一次股份交割完成后,直到2018年8月,黄锦光仍未准备好第二次的股权转让款,超出了此前双方约定的2018年6月的打款时限;而据公司公告,第一次的股份交割款仅收到8亿元。

无奈之下,2018年8月9日,中超集团向深圳鑫腾华、黄锦光发出了关于解除转让协议的通知函,明确通知《股权转让协议》中剩余9%股份不再交割过户,已交割的20%股份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8年9月5日,中超控股获悉,深圳鑫腾华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公司部分银行账户随后也被冻结。2018年9月,矛盾进一步升级。黄锦光突然向相关银行发出《告知函》,明确表示暂停为公司任何借款、贷款签署连带担保文件,从即日起暂停对公司新增或到期续做的借款、贷款承担任何连带担保责任。同时,拒绝为公司正常经营提供法人代表相关证件。

随后,双方打响控制权“争夺战”。2018年9月27日,中超集团向中超控股董事会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并提交议案请求罢免黄锦光的董事长职位、黄润明的董事职位以及黄润楷的董秘职位。10月17日,上述议案均经股东大会高票通过。中超控股的原控股股东、中超集团实控人杨飞夺回上市公司控制权。

“银行账户被冻结,黄锦光又拒绝任何签字,四五千人的公司说垮就垮了。”中超控股员工回忆起去年的这一幕感叹道。

不过,这轮控制权“争夺战”还未尘埃落定。2018年底,深圳鑫腾华方面启动诉讼,诉求判决撤销中超控股于2018年10月17日作出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此案已于今年2月21日开庭,但还没有宣判。

违规担保持续发酵

虽然深圳鑫腾华及实控人黄锦光被“赶出”董事会,但其用一个“萝卜章”制造的15亿元违规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

2018年10月以来,中超控股不断披露重大诉讼进展和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截至2019年5月8日,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金额为795.49万元。5月17日,公司再次公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的资金余额共计111.98万元。因为控制权之争以及相关诉讼,中超控股接连收到深交所发出的7封关注函。

同时,因中超控股违规担保涉诉的多起案件法院尚未正式判决且涉案金额巨大,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中超控股2018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中超控股主体信用评级也遭到下调。4月27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2019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根据评级报告,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下调为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下调为AA-,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

中证鹏元表示,本次评级下调主要基于:公司涉及的法律诉讼事项多且金额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公司实际控制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整体产能利用率偏低,受限资产规模大,应收款项规模较大,占用较多营运资金且存在较大坏账风险;有息负债规模大,资金压力和短期偿债压力大;实控人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或影响其对本期债券的担保履行能力,公司董监高变动频繁等风险因素。

“我们现在焦头烂额。6月份,中超控股有3.3亿元的公司债到期。公司账户被冻结后,银行贷款周转不下来,正常货款回不来,压力非常大。”5月20日,在中超控股办公楼,杨飞插空和中国证券报记者说了两句后,又马不停蹄去和当地银行谈资金的事情去了。

杨飞说:“最大的影响因素有两个。一是银行账号冻结后公司融资收缩,银行之前对中超集团及上市公司抽贷了5亿-6亿元,银行贷款也没办法周转;二是原来的供应商是有垫资的。现在他们担心公司资金链出问题,导致供应商给我们供货有压力。此外,员工心里也很担忧。”

“大股东的违规担保不仅伤害了中小投资者,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受到拖累。”宜兴市某金融机构负责人表示,“2018年10月,收到黄锦光发来的《告知函》后,我们银行也很着急,好在杨飞出面说以其个人、中超集团及子公司的资产提供担保,在当地政府及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下,公司经营得到了稳定。否则大股东的不负责任行为,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整体崩盘。”

股东层面纷争不断,但中超控股及其子公司中超电缆仍在正常经营。5月20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中超控股厂区看到,工厂内机器轰鸣,不断有叉车进出,正在运转的几条生产线“吐”出一根根粗细不同的电缆。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重新整合回到电缆主业,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效益,把企业做扎实。”杨飞说。

如何构筑“防火墙”

为何100元的“萝卜章”使得年销售额近百亿元的一家上市公司失去防护能力?

“违规占资”一直是A股市场的顽疾。2018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上市公司为大股东违规担保等案例明显增多。近期就有不少上市公司因大股东“违规占资”突然“披星戴帽”。

不过,今年以来出现的ST慧球、*ST信通等违规担保无效的司法判例,一定程度上对这些不良行为起到威慑作用。

以ST慧球为例,公司1月2日公告称,上海高院对原实控人顾国平与躬盛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进行一审判决。这起涉案金额达18亿元的违规担保事项被判无效,ST慧球无需对顾国平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上海高院列举了四点不予支持的主要理由。其中,明确指出,“慧球科技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无论是依公司章程还是《公司法》,对关联担保均应由股东会决议。但慧球科技股东会、董事会及对外信息披露,均未发现此担保痕迹”。

2018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为他人提供担保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提出“公司法人代表未按程序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相对人仅以担保合同加盖公司公章或有法人签名为由,主张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超控股似乎没有这么幸运。中超控股4月11日发布重大诉讼进展公告,林宏勇起诉要求偿还借款1500万元的诉讼已由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中超控股被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是“被告黄锦光当时是中超控股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是公司的行为。”

“与一般的违规担保案不同,中超控股的违规担保案有两个特殊地方。一是都是对黄锦光进入中超控股前的老债务进行担保,而且其中8笔担保集中在2018年8月2日签订,8月3日、8月4日各有一笔;二是公章是假的。”盛海良说,“一审败诉结果完全出乎我们意料。而且其中多笔诉讼,在2018年11月起诉时并没有将中超控股列为被告,而在今年1月把公司追加为被告。”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得的一份《民事起诉状》显示,深圳红塔资产管理公司起诉广东凯业贸易偿还借款本金5.51亿元一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立案,当时的八名被告中,没有中超控股。2019年2月18日,红塔资产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请求将中超控股追加为被告,为凯业贸易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袁坚认为,上市公司违规担保有没有效,取决于不同的法院、仲裁机构对公司法第16条的理解。被判有效,是从保持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保护合同相对方的利益出发。但控股股东私刻公章提供担保,而且未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这是公司法人超越代表权限签订的合同,特别是给自己或利害相关人提供担保,应当认定是无效的。

“不能让实控人瞒着上市公司私下刻个‘萝卜章’,就把公司推向绝境。”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实控人慷上市公司之慨,用公司的财产为自己或利害相关人提供担保,损害的是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不过,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钟安惠律师认为,涉及公司担保效力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法院判决担保有效或者无效,实际上涉及诸多案件的不同事实及其对法律理解。

面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违规占资”的情况,如何筑牢上市公司和大股东之间的防火墙?袁坚表示,最近爆出的一些上市公司乱象,要从公司内控的角度考虑,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要加大董监高的个人责任,让董监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董监高的行为就会更加谨慎。

刘俊海认为,防止大股东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要按照公司法第二条的规定,重申和强调控股股东、实控人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利益。修改公司法时,建议进一步明确控股股东、实控人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应当承担的信托义务或诚信责任。如果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利益,股东可以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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